西域回字形佛寺源流考

一、問題的提出

佛寺是出家僧人和佛教徒進行佛事活動的場所，其建筑形式首先受佛教思想、教義、教規(guī)的制約。不過，影響佛寺建筑形制的因素十分復雜，還取決于當地文化、藝術背景、宗教教義等因素。因此，我們對佛寺建筑的研究，尤其要注意印度佛教在向外傳播過程中與不同地域的本地建筑形式相融合的情況。本文試圖從這一角度出發(fā)，以新疆回字形佛寺為主要研究對象，聯(lián)系印度和中亞佛寺建筑布局特點，分析回字形佛寺的形成源流和演變過程。

在西方學者中，奧地利學者弗蘭茨(H.G.Franz)最先提出了“帶回廊佛寺”(Umgangstempel)的概念。他在《從犍陀羅到蒲甘》一書中，對印度和東南亞佛寺形態(tài)的演變進行了梳理，并注意到印度塔廟窟在向中亞傳播過程中演變成了方形佛寺，其中一些佛寺帶有回廊①。

隨后，中國學者紛紛撰文，探討這種帶回廊的方形佛寺的源流。北京大學的晁華山將中亞佛寺分為平原寺院、山地寺院兩類，并注意到一些山地寺院帶有回廊②，但是他僅注意到露天庭院中的回廊，與弗蘭茨說的禮拜道回廊不同，因而沒有進行深入討論。

新疆學者賈應逸、祁小山將中亞阿姆河以北佛寺的封閉式佛堂與環(huán)繞佛堂的回廊共同作為一種新建筑形式，認為這種形制在印度和犍陀羅寺院中是沒有的，可能受到中亞祅教祭堂的影響，因為圣火就是保存在封閉圣殿中。公元7～8世紀，回字形佛寺逐漸成為中亞寺院佛堂的主要建筑形式③。

本文討論的“回字形佛寺”涵蓋的范圍略寬于“帶回廊佛寺”，泛指平面呈方形、以內外兩重建筑元素構成“回”字形寺院：有的佛寺以圍墻與方形佛塔或佛壇構成回字形，有的則是內外兩重圍墻構成一個回廊，回字形的內部再建佛塔、佛壇或佛像等。

盡管回字形結構不見于印度本土，但是在佛寺中承載的禮拜道功能卻是印度早期佛寺所決定的?！端姆致伞肪硭氖庞涊d：“若客比丘欲入寺內，應知有佛塔。若聲聞塔，若上座?！料禄h墻處，逾墻而入。開門時，彼于塔邊左行過。護塔神嗔。佛言：‘不應左行過，應右繞塔而過’”。

由此可知，佛塔是早期佛教崇拜的中心，圍繞佛塔向右繞行則是禮拜佛塔的重要形式。為了便于信徒進行向右繞行禮拜，佛寺中需單獨辟出用于繞行的空間——禮拜道(Pradakshina)。在印度石窟寺中，佛塔位于整個洞窟的后部，平面呈圓形，信徒從窟門右側進入窟內，至窟室后部繞塔一周，禮畢由窟室左側行出，因而禮拜道和整個石窟平面都呈現倒U字形④。而中亞和新疆佛寺則改為采用方形平面，為保留禮拜道這一功能，從火祅教引入了新的布局結構——回廊。

回廊是火祅教神廟的特有建筑形式。據德國伊朗學家施普曼(Klaus Schippmann)研究，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的蘇薩(Susa)神廟已建造了回廊，直到貴霜時代的皇家火祅教神殿——蘇爾赫·科塔爾(Surkh Kotal)神殿仍然在使用這種結構⑤。同時，貴霜時期，中亞出現了平面為方形的佛寺，于是借鑒了火祅教的圍廊形式構筑禮拜道，形成了回字形佛寺。這一歷史過程最早是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完成的。

二、大夏北部的回字形佛寺

大夏，古希臘人稱作“巴克特里亞”(Bactria)，其疆域包括阿姆河上游阿富汗北部、塔吉克斯坦中、南、東部和烏茲別克斯坦一部分，原始居民屬于伊朗人，曾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東部行省，深受古波斯文化的影響。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遠征帶來了希臘古典藝術。歷經了塞琉古王朝和希臘—大夏王國，希臘文化已深深植入大夏文化傳統(tǒng)中。所以，大夏文化融合了希臘和波斯兩種文化傳統(tǒng)。

火祅教是大夏地區(qū)波斯文化的突出代表?；鸬n教創(chuàng)立者瑣羅亞斯德（公元前628～前551年）受宗教迫害逃亡到大夏，火祅教得以在大夏境內廣泛傳播⑥。公元前1世紀，大月氏人西遷大夏之后，入鄉(xiāng)隨俗，也接受了火祅教信仰。中亞出土古代碑銘和錢幣證明了貴霜早期信奉火祅教⑦。前文提到的蘇爾赫·科塔爾神殿見證了貴霜火祅教神廟的盛況。

大約公元前2世紀上半葉，佛教就已經傳入了希臘—大夏王國。漢譯《那先比丘經》（南傳巴利文《彌蘭陀王問經》），反映了佛教在犍陀羅地區(qū)舍竭城（今巴基斯坦的錫亞爾科特）的初傳。一些碑銘和考古發(fā)現也證實了大夏的希臘移民當時信仰佛教⑧。因此，大夏火祅教與佛教很早就發(fā)生接觸。在貴霜王朝時期，統(tǒng)治者施行寬容的宗教政策，不同宗教得到了充分交流，并相互影響，甚至出現了共用神祇的現象⑨。我們認為，回字形佛寺正是在大夏火祅教建筑影響下出現的一種佛寺布局。

目前大夏所見回字形佛寺，主要分布于烏茲別克斯坦南端、阿姆河中游北岸的鐵爾梅茲(Termez)地區(qū)，《大唐西域記》稱這里為“怛密”。希臘—大夏王國時期，鐵爾梅茲已建有城市。貴霜時期，該城趨于繁榮，城內外佛教興盛，并且在阿伊爾塔姆(Airtam)、達爾維津·特佩(Dalverzin-tepe)和卡拉·特佩(Kara-tepe)建有三座回字形佛寺?，F分述于下。

（一）阿伊爾塔姆回字形佛寺

阿伊爾塔姆遺址位于古鐵爾梅茲城以南8英里處，包括一處寺院和一座獨立的佛塔，我們主要討論寺院。

寺院平面周圍建有圍墻，由三部分組成：東部為一座寺廟；中部發(fā)現了一個巨大的長方形平臺，可能是塑像臺，附近發(fā)現了不少塑像殘塊；在東北角建有幾間地下室，可能是僧人禪修冥想的場所（圖一）。

圖一　阿伊爾塔姆佛寺平面圖

東部的寺廟是這處寺院的主要組成部分，南面對著阿姆河。這座佛寺包括一間方形內殿和一個3.4米見方的門廊。門廊的前壁是開放的，呈斜坡狀。內殿中心有一方形塔基，內有遺物室。地面發(fā)現散落下來的佛塔傘蓋殘件。東南角有另外一座基座遺跡，附近發(fā)現很多塑像殘件，推測原來基座上應有佛像及供養(yǎng)人。寺廟外圍建有回廊，分為很多房間，其中東邊的兩間被認為是廚房和儲藏室⑩。

前蘇聯(lián)學者普加琴科娃(Pugachenkova)曾將阿伊爾塔姆寺院與火祅教蘇爾赫·科塔爾神廟進行了詳細的對比，發(fā)現二者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蘇爾赫·科塔爾神廟中建有與阿伊爾塔姆類似的平臺，兩地發(fā)現的石碑題銘的字體風格也十分相似。在此基礎上，普加琴科娃認為，這種內殿加門廊、外有圍墻、墻內回廊建房屋的寺廟布局，是大夏地區(qū)特有的建筑形式，不見于印度和犍陀羅地區(qū)。我們十分同意這一觀點，阿伊爾塔姆佛寺應是直接受到了火祅教神廟的影響。

（二）達爾維津·特佩回字形佛寺

達爾維津·特佩遺址是蘇爾漢河北岸、古鐵爾梅茲城東北的一座城址，始建于希臘—大夏時代。公元1世紀，貴霜占據了這里，對城址進行了擴建。城北部發(fā)現了火壇崇拜神廟，地層從希臘—大夏一直延續(xù)到貴霜時期，證明了當地有悠久的火祅教傳統(tǒng)。佛教遺跡主要集中于兩處佛寺：城外的1號寺廟和城內的2號寺廟。我們感興趣的是城外的1號佛寺。

圖二　達爾維津·特佩佛寺平面圖

1號佛寺位于城北400米處，占據了一個山頂來作為佛塔和其他建筑的基礎。佛寺中央殘存一個8米×7米、土坯壘砌的大平臺，應為佛塔殘基。塔基西、北兩面各建有一個房間，南面留有一個較窄的走廊，并彼此用通道連接，形成一個圍繞佛塔的回廊（圖二）。西面的房間被命名為“國王室”，發(fā)現了大佛像及比真人略大的世俗人物像，發(fā)掘者推測為皇室成員。北面的房間被命名為“崇拜室”，發(fā)現了大型佛像及其他塑像殘塊。根據塑像風格，發(fā)掘者認為這座佛寺的年代在公元1～2世紀(11)。值得注意的是，阿伊爾塔姆佛寺中的回廊被用作廚房和儲藏室，是有著實用性的建筑結構；而達爾維津·特佩佛寺的回廊不再具有實用功能，但仍承擔著禮拜室的功能。

（三）卡拉·特佩回字形佛寺

卡拉·特佩佛寺位于古鐵爾梅茲城內西北角的一座小山上，是貴霜時期的一座大型皇家佛教寺院，迄今已經發(fā)現了10多處石窟和6組大型建筑群，每組建筑群主要都由一處石窟和一個帶廊道的露天庭院組成，有的建有佛塔，有的帶有附屬小庭院或小房間，其中編號A～D的前四組最為重要。據發(fā)掘者判斷，卡拉·特佩佛寺的主要興盛時期是公元1～3世紀，4世紀晚期走向衰落。

我們以A、B組建筑群為主討論其形制。A組建筑群的東部為一較大的外庭，其南側附屬一間帶三面回廊的小禮拜堂，南北還各連接一些小房間；外庭西壁開有幾條通道與山體中的方形石窟相連。石窟內鑿有佛龕，推測原來應供奉佛像，發(fā)現了一些壁畫殘跡；四周鑿出回廊通道，回廊西北角還連著一個小房間，推測為儲藏室。

B組建筑群位于A組北側，規(guī)模略小，也由一帶廊道的外庭與一方形石窟組成。庭院中央發(fā)現一大平臺，可能是塔基，表面用白色大理石裝飾。西壁利用山體鑿成崖壁，正中鑿有一大型拱形佛龕，原來應供奉坐佛像，兩端各開一洞口與石窟相連。庭院北部連接一處塔院，塔基尚存，由土坯壘砌而成，表面也有大理石裝飾，并發(fā)現了傘蓋殘件。石窟為拱頂，四周也鑿出回廊道。A、B兩組建筑群中間以一座小塔院連接，南北貫通(11)（圖三）。

圖三　卡拉·特佩寺院A和B組建筑平面圖

這座寺院中的回廊出現了兩種形式：露天庭院的廊道和石窟廊道。前者是當地傳統(tǒng)的一種建筑形式(iwan)，如鐵爾梅茲著名的法雅茲·特佩(Fayaz tepe)佛寺就可以見到這種建筑形制(13)。而后者的出現則值得我們引起注意，這表示當時的僧人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將中亞的回廊形式與印度石窟中傳統(tǒng)的禮拜道相結合。

綜上，阿伊爾塔姆尚保留著火祅教神廟的許多特點，如門廊、平臺等；阿伊爾塔姆佛寺和達爾維津·特佩佛寺的回廊尚未具備供崇拜者向右繞行禮拜的功能，而在卡拉·特佩佛寺中，回廊已經是專為這一禮拜方式而建的。三座佛寺顯示了佛教建筑建立自身模式的摸索過程：大夏地區(qū)的佛寺最初借鑒火祅教神廟的建筑模式，后來逐漸舍棄了火祅教神廟的門廊、平臺等元素，而僅保留了回廊這一結構，與佛教中特有的“向右繞行”的禮拜方式相結合，從而形成了特有的“回字形佛寺”的形制。隨著大月氏人將大夏、犍陀羅統(tǒng)一在貴霜王朝的領地之內，回字形佛寺又傳到了犍陀羅地區(qū)。

三、犍陀羅回字形佛寺

犍陀羅(Gandhara)在印度西北，指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Pashawar)為中心的廣大區(qū)域，東南起印度河東岸今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Taxila)，西北達阿富汗的哈達(Hadda)，西至巴爾赫(Balkh)，北到斯瓦特(Swat)河谷。公元前6～5世紀，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犍陀羅地區(qū)；公元前327年，亞歷山大東征止步于此地，并建造了一些希臘化城市；公元前4世紀以后，并入孔雀王朝版圖；公元前2世紀以后，希臘—大夏人、斯基泰人、帕提亞人相繼統(tǒng)治此地；公元1世紀又為新興的貴霜王朝吞并(14)。頻繁的政治更迭使東西方不同文化在這里交織薈萃，各種宗教、藝術在這里碰撞和融合。著名的“犍陀羅藝術”就是西來的希臘藝術與當地佛教藝術相融合出現的。起源于大夏的回字形佛寺，就是在中亞宗教、藝術大融合的背景下由貴霜人傳入犍陀羅的。

與大夏佛寺不同，犍陀羅的許多佛塔的規(guī)模較大，不適于建在室內，因此貴霜人將大夏佛寺的封閉式禮拜道改為露天回廊，在佛塔外增設圍墻，形成院落，整體呈回字形。馬歇爾認為，犍陀羅地區(qū)院落的設計是出于安全的考慮，因為西北地區(qū)更不安全(15)。這種說法值得商榷。事實上，早在佛陀時代，印度已經出現了帶院墻的佛塔。據《四分律》卷五十二記載：“彼塔露地，華香、燈油、幡蓋、妓樂供養(yǎng)具，雨漬、風飄、日曝，塵土坌及烏鳥不凈污?！瓡r無外墻障，牛馬入無限。佛言：‘聽作墻?！繇氶T，聽作”。

由此可知，佛陀時代已經開始為佛塔建造院墻。當時的佛塔平面多為圓形，犍陀羅逐漸發(fā)展出了在佛塔下面建造方臺及高聳而壯觀的方形平面佛塔，在方形佛塔四面建造圍墻，即形成了回字形佛寺。以斯爾卡普城街區(qū)F中的雙頭鷹佛寺為例，它是由一個方形院落圍著方形佛塔組成。佛塔僅存底座，但從廢墟中發(fā)現的建筑構件可以推測出整個佛塔的結構：方形底座，圓柱形塔身，覆缽，平頭，傘蓋，是典型的犍陀羅式佛塔。佛塔底座正面裝飾的佛龕上出現了雙頭鷹的形象，這種圖案最初出現在西亞的赫梯巴比倫雕塑中，塞人王國時期，將它引入了塔克西拉。因此，這座塔院始建于塞人統(tǒng)治時期，約在公元前1世紀后半期(16)。

公元1～2世紀，犍陀羅佛寺逐漸形成了以露塔為中心，四周圍繞許多小佛塔、小佛堂的布局形式，我們稱之為“回字形塔院”。從佛教文獻記載看，這種小佛塔屬于信徒為積功德、求福佑而建造的奉獻塔(17)。到了公元4～5世紀，佛像崇拜在犍陀羅已廣泛流行，人們開始雕造佛像來做奉獻，大佛塔四周也轉為建造內置佛像的小佛堂(18)。從功能上，這些小佛塔、小佛堂與大佛塔之間圍出的空間，就成為了信徒的禮拜通道。

例如，貴霜迦膩色迦王在首都布路沙布邏（Purusapura，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所建的著名的“雀離浮圖”，就是由中心大佛塔與周圍小佛塔、小佛像組成的。玄奘西行曾親見此塔。他在《大唐西域記》中介紹說：“大窣堵波東面石階南，鏤作二窣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guī)摩形狀，如大窣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加趺坐像?！蟾@堵波石階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蟾@堵波西南百余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多有靈相，數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窣堵波……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魚鱗百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聞聽，靈仙圣賢，或見旋繞”。

由此可見，雀離浮圖也采用“回字形塔院”的布局形式，而仙人夜行旋繞大佛塔的傳說，也正說明了中心大佛塔與周圍小佛塔、小佛像之間的空間是作為禮拜道之用的。

犍陀羅的回字形塔院有圓形和方形兩種。圓形平面是由于中心佛塔延續(xù)了印度傳統(tǒng)形制，整體類似一個大墳冢，平面呈圓形，占地廣大，如賈瑪里尕爾(Jamalgarhi)大佛塔，與四周環(huán)繞的小佛堂共同構成了一個圓形塔院，塔院一側還有階梯通向中心佛塔(19)（圖四）。

圖四　賈瑪里尕爾寺院平面圖

圓形平面的回字形塔院一般規(guī)模較大，數量不多。由于犍陀羅多數佛塔已經采用了方形平面、向縱高發(fā)展，于是平面方形的回字形塔院成為了犍陀羅地區(qū)佛寺的主流，許多寺院都采用了這種形式，如塔夫提拜(Takht-i-Bahai)佛寺、塔拉里(Thareli)佛寺等，年代約在公元1～3世紀之間(20)。

四、西域回字形佛寺

公元前后，佛教傳入西域地區(qū)，回字形佛寺也隨之進入塔里木盆地，并得到極大發(fā)展，成為一種重要的佛寺布局形式。在吐魯番盆地，回字形佛寺一直流行到公元9世紀，并對回鶻佛寺和石窟寺產生了重要影響。

佛像在印度西北被創(chuàng)造出來以后，逐漸取代佛塔成為佛教徒崇拜的中心。這一崇拜中心的轉變，與佛教傳入新疆的時期正相重合。法顯西行經過塔里木盆地時，途經于闐國，參觀了當地的“行像”儀式。《法顯傳》記載：“其國中十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里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帷幕，事事嚴飾。……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余，狀如行殿，七寶莊玥，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以金銀雕瑩，懸于虛空”。

隨后，他又經過竭叉國，并介紹說：“其國中有佛唾臺，以石作，瑟似佛缽。又有佛一齒，國人為佛齒起塔?！庇纱丝梢?，法顯經過塔里木盆地時，新疆佛教正處在崇拜中心從佛塔向佛像轉變的過程中，佛塔崇拜與佛像崇拜并存。根據這一崇拜對象的不同，新疆的回字形佛寺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一）以佛塔為崇拜對象

這種類型的回字形佛寺源于犍陀羅。按照佛塔安置方式，又可分為露塔式和堂塔式兩種類型(21)。

1.露塔式　露塔式繼承了犍陀羅的回字形塔院，但由于建筑材料的限制，少有大型的建筑群，而多由院墻圍繞中心大塔構成。我們以于闐（今新疆和田）熱瓦克佛寺為例說明這類佛寺的布局。

熱瓦克(Rawak)佛寺坐落在新疆和田地區(qū)洛浦縣城西北50公里的沙漠中。佛寺中心為露天大塔，臺基方形、雙層、四面修出階道；塔身正中部位留出盛放供奉物的空間，并出土了大量五銖錢；塔周圍環(huán)繞雙層圍墻形成回廊，現僅存內墻和外墻的西南角，內墻內外都裝飾塑像和壁畫，供禮拜者觀照膜拜(22)（圖五）。佛塔出土的五銖錢以及回廊中塑像、壁畫的藝術風格都屬于公元3～4世紀(23)。

圖五　熱瓦克佛寺平面圖

就整體而言，在現存的犍陀羅回字形塔院佛寺中，熱瓦克佛寺與塔克西拉的巴瑪拉(Bhamala)佛寺最為接近。巴瑪拉佛塔坐落在一圈小佛塔和塑像佛堂中間，基座方形、四面都修出臺階，塔身中心供奉處出土了許多錢幣，年代在公元4～5世紀（圖六）。需要注意的是，巴瑪拉佛塔與周圍的小型建筑之間的空間并不規(guī)整，意味著當地信徒已經不再重視禮拜道的意義，而小塑像佛堂更證明了當地崇拜的中心已經轉變成了佛像。而熱瓦克佛塔外圍修建出規(guī)整的四方雙層圍墻，并裝飾塑像和壁畫，說明對當地信徒來說，繞佛塔右行禮拜仍是十分重要的儀式，佛塔仍是崇拜的中心。

于闐東部、熱瓦克以南的阿克鐵熱克(Ak-terek)佛寺形制與熱瓦克遺址相似，回廊塑像、壁畫的藝術風格相仿，屬于同一年代(24)。此外，龜茲都爾阿庫爾寺院、蘇巴什河東區(qū)塔院及河西區(qū)D號寺院，均為中心露天大塔、圍以四方圍墻、墻上裝飾泥塑佛像，都屬于露天回字形塔院，但由于沿用時間較長，不具有斷代意義，故此處不予討論。需要說明的是，這三座佛寺只有單層圍墻，于闐的兩座佛寺是以雙層圍墻形成獨立回廊，二者都在佛塔外圍辟出了繞行禮拜道，且在禮拜道兩層裝飾以塑像和壁畫供信徒觀照，在這一點上并無根本性區(qū)別。

2.堂塔式　這類回字形佛寺在塔里木盆地數量很多，由于佛塔規(guī)模較小，建于佛寺內，回廊相應成為封閉的，與大夏的封閉式回廊不同。

尼雅遺址N5佛寺平面為方形，中央用木板圍成一個正方形，四隅各有一木礎，上面卯口內立木柱，側面固定木板，內填土，形成一個正方體基座（圖七）。斯坦因在尼雅遺址曾發(fā)現寫有西晉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年號的木簡，故知這所佛寺的年代約在公元3世紀中葉(25)。這一時期佛教的崇拜中心仍是佛塔，因此佛寺中心基座應供奉的是佛塔。

圖六　巴瑪拉佛寺平面圖

米蘭M.II佛寺與尼雅N5佛寺布局類似：平面為長方形，中間有一長方形基壇，有兩層，底層東北、東南面殘存壁龕，內曾有略比真人矮的佛像，東北走廊中發(fā)現了巨型泥塑坐佛像(26)（圖八）。美國藝術史家麗艾(M.M.Rhie)認為，這座佛寺整體上與塔克西拉的喀拉宛、堯里安佛寺十分相似，因此推測中間基壇上供奉的是佛塔。佛寺內出土有早期笈多體貝葉婆羅謎字母文書，結合佛像藝術風格，米蘭M.Ⅱ佛寺的年代約為公元3～5世紀(27)。

圖七　尼維N5佛寺平面圖

圖八　米蘭M.Ⅱ佛寺平面圖

于闐地區(qū)堂塔式回字形佛寺仍表現出帶回廊結構的特點，以喀拉墩(Karadong)遺址N61、N62佛寺為代表。N61佛寺坐落在喀拉墩東部稍偏南處，中心為正方形臺基，外有兩重圍墻，以“木骨泥墻法”構筑（圖九）。N62佛寺位于喀拉墩南部，其形制與N61相同。法國國家科研中心315所對該兩處佛寺進行了復原，認為佛寺中央殘存的基座原為中心佛塔(28)。

從功能上來看，N61佛寺的內墻外壁和外墻內外壁均繪有壁畫，中央臺基供奉佛塔，兩層圍墻之間的空間是禮拜佛塔的行道，仍保留著向右繞行的儀式。這座佛寺的始建年代應與尼雅N5佛寺、米蘭M.Ⅱ佛寺相仿，在公元3世紀(29)。

圖九　喀拉墩N61佛寺平面圖

塔里木盆地還有一類平面形制特殊的堂塔佛寺，見于米蘭的M.Ⅲ和M.Ⅴ佛寺。這兩座佛寺都是內圓外方，中間立一座圓形佛塔；佛塔與佛寺內壁形成環(huán)繞禮拜道，廊壁上裝飾有犍陀羅風格的壁畫。兩座佛寺的形制結構和藝術風格十分相似，無疑屬于同一時期（圖一○，1、2）。根據佛塔形制和M.Ⅴ壁畫上佉盧文題記判斷，這兩座寺廟的年代約在公元2～3世紀，是新疆地區(qū)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佛寺之一。林立認為這種內圓外方的設計來源于安息舊都舊尼薩的“圓廟”的影響(30)，或為一說。圓形平面是印度早期佛塔的傳統(tǒng)，犍陀羅也有發(fā)現。我們認為，米蘭佛寺是處于佛寺平面從圓形向方形轉變的過渡階段。從功能上看，這兩座佛寺依然突出了禮拜道的實用性，以佛塔為崇拜中心，是佛教初傳西域時期的建筑。

圖一○　米蘭佛寺平面圖

1.M.Ⅲ　2.M.Ⅴ

（二）以佛像為崇拜對象

這類佛寺由堂塔式回字形佛寺發(fā)展而來，年代比后者晚，又可分為佛寺中心置佛像與中心無佛像兩類。

1.中心置大佛像　此類佛寺平面為方形或長方形，中心安置大佛像。佛像取代佛塔成為佛寺的崇拜中心之后，禮拜形式也應該相應變?yōu)橛^像和膜拜。而這種回字形佛寺仍然保留著環(huán)繞禮拜道的古老形式，屬于崇拜中心從佛塔向佛像轉變的過渡形態(tài)。

于闐法哈特·伯克·亞依拉克(FarhadBeg-Yailaki)遺址F.Ⅱ.iii和F.Ⅲ.i兩處佛寺，形制相同，中心為像臺，周圍環(huán)繞雙重墻壁（圖一一，1、2）。斯坦因根據出土文書和遺物認為該遺址廢棄于唐代以前，年代為公元5～6世紀(31)。F.Ⅱ.iii佛寺出土了《波羅蜜經》殘卷和七幅木版畫，其中一件為毗盧遮那佛像，這類圖像在中原和敦煌地區(qū)流行于公元6世紀左右，該佛像年代或許在此之前。因此，亞依拉克這兩座回字形佛寺的年代應在公元5～6世紀。

安迪爾(Endere)遺址E.Ⅰ佛寺平面為正方形，內殿中心為八角形像臺，外圍有回廊（圖一二）。內殿四角有天王像。佛寺出土了大量吐蕃文書和笈多體的婆羅謎文書，壁畫中的佛像和菩薩像相當于真人高，有唐開元七年（公元719）的題記。因此，它的年代約為7～8世紀(32)。

圖一一　亞依拉克佛寺平面圖

1.F.Ⅱ.iii　2.F.Ⅲ.i

圖一二　安迪爾E.Ⅰ佛寺平面圖

丹丹烏里克(Dandanuiliq)遺址D.Ⅱ、D.Ⅹ、D.Ⅻ三座回字形佛寺值得注意。D.Ⅱ由兩座建筑組成：D.Ⅱ.i平面為長方形，中間為長方形像臺，上有蓮花座佛像，四邊建回廊；D.Ⅱ.ii平面為長方形，緊靠南墻放置佛像(33)（圖一三，1～3）。兩座建筑所出遺物的年代相仿、壁畫藝術風格相近，應屬一組關系緊密的佛寺組合。在D.Ⅱ.i中，信徒是繞行禮拜佛像；而在D.Ⅱ.ii中，則是通過觀摩和膜拜來禮拜。兩種禮拜方式共存。

D.Ⅹ佛寺平面為方形，內殿靠近南墻處有八角形像臺，外圍有回廊；D.Ⅻ佛寺也是方形回廊建筑，內殿的圓形像座靠近南墻（圖一三，4）。佛像向一側墻壁靠近，表明人們已經開始膜拜佛像，但仍保留著繞行禮拜的方式。

丹丹烏里克遺址出土有大量唐代8世紀后半期的錢幣，以及于闐文、婆羅謎文和漢文文書。婆羅謎文文書的年代在公元8世紀末，漢文文書的年代范圍是公元780～791年，較晚出土的“大歷十六年杰謝百姓思略牒”、“建中七年十月五日杰謝薩波斯略條記”等文書，充分說明了這座遺址廢棄的時間是公元8世紀末。

2.中心無佛像寺院　在這類回字形佛寺中，原有的向佛塔禮拜的意義已經完全消失，回廊形式仍然保留，但人們在繞行的過程中重視的是行道中的雕塑或繪畫的佛像。

焉耆(Karashahr)明屋(Ming-qi)遺址南部的ⅩⅩⅤ、ⅩⅩⅥ佛寺，布局類似，均為方形主室，其外環(huán)繞一回廊（圖一四）。在焉耆的地面佛寺中，這類中心無佛像的回字形佛寺從公元7世紀下半葉沿用到公元9世紀，但數量逐漸減少，規(guī)模也不斷縮小(34)。

圖一三　丹丹烏里克佛寺平面圖

1.D.Ⅱ.ii　2.D.Ⅱ.i　3.D.Ⅹ　4.D Ⅻ

圖一四　焉耆明屋佛寺平面圖

1.ⅩⅩⅤ　　2.ⅩⅩⅥ

佛教禮拜方式變?yōu)槟ぐ莘鹣裰?，佛像從佛寺中心移到了一側，不再需要繞行禮拜道，于是回廊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回字形平面的佛寺也在逐漸減少或消失。盡管高昌回鶻時期的佛寺還能見到這種布局，但已不再是西域佛寺的主流形式。

五、結語

綜合全文的討論，回字形佛寺是西域早期佛寺的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首先出現于大夏，隨后傳入犍陀羅和新疆地區(qū)，但是三地回字形佛寺略有不同。

從功能上看，回廊結構是佛教向右繞行的禮拜儀式決定的。由于印度早期佛塔平面呈圓形，決定了繞塔而建的禮拜道和佛寺平面都呈現倒U字形。

佛教傳入大夏之后，佛寺建筑形制受到當地火祅教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引入了封閉式回廊結構，圍繞佛塔而建，并逐漸與火祅教建筑的前廳、門廊等分離，初步形成回字形的布局形式。

回字形佛寺傳入犍陀羅之后，形成了方形佛塔、周圍建造院墻的格局，以院墻與佛塔中間隔出的空間作為禮拜道，取代大夏佛寺的封閉式回廊。公元1世紀開始，佛像開始逐漸成為人們崇拜的對象。在犍陀羅，佛塔和佛像崇拜共同并存了一段時間，這時佛寺的建置依然以佛塔為中心，向右繞行的儀式也同樣被保留，但大佛塔周圍逐漸開始建造小佛塔、小佛堂（以佛像為中心），從而形成了“回字形塔院”。

新疆的回字形佛寺是在犍陀羅佛寺影響下出現的，并持續(xù)沿用了很長時間，其演變過程體現了崇拜中心從佛塔向轉為佛像、禮拜方式也隨之發(fā)生變化。受建筑材料限制，新疆較少有大規(guī)模的回字形塔院式建筑群，多為圍墻與佛塔構成。按照中心佛塔的規(guī)模，又分為露塔式和堂塔式兩種。堂塔式采用封閉式回廊（如喀拉墩N61佛寺），但與火祅教的封閉式回廊已無任何關系。隨著佛教造像在新疆進一步發(fā)展，逐漸取代了佛塔成為崇拜中心，從而出現了以佛像為中心的回字形佛寺。在這一過程中，觀像成為重要的崇拜方式，一些佛寺取消了原來的繞行禮拜道（如米蘭M.Ⅱ佛寺），多數佛寺依然保留了繞行禮拜的方式（如安迪爾遺址E.Ⅰ佛寺），有些佛寺還在禮拜道設置壁畫或塑像（如焉耆明屋ⅩⅩⅤ佛寺），使繞行與觀像兩種崇拜方式結合起來。

在塔里木盆地以東的中原地區(qū)，據宿白考證，佛教傳入初期，即自東漢迄魏晉時期，佛寺布局也采用回字形形式，即以佛塔為中心建制，塔周圍建周閣（禮拜道），其外垣兼具圍墻作用(35)。東晉以后，隨著佛教在中國南北方的發(fā)展，寺院布局逐漸形成自己的特點(36)。

注釋：

①H.G. Franz, Von Gandhara bis Pagan, Kultbauten des Buddhismus und Hinduismus in Süd-und Zentralasien, Graz-Austria: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1979.

②晁華山：《佛陀之光——印度與中亞佛教勝跡》第159頁，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③賈應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國新疆的佛教藝術》第167頁，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④Debala Mitra, Buddhist Monuments, Calcutta: Sahitya Samsad, repr. pp.41-52, fig.16. 1980.

⑤K. Schippmann, Die Iranischen Feuerheiligtümer, Berlin/New York: Walther de Gruyter, 1971.

⑥龔方震、晏可佳：《祅教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

⑦羅巴塔克銘文和迦膩色迦一世的錢幣上可以見到許多火祅教神祇的名字。參見N.Sims-Williams, & J. Cribb, A New Bactrian Inion of Kanishka the Gre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4 (1995-96), pp.75-142.

⑧任繼愈、杜繼文等：《佛教史》第47～4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⑨J.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69-100. 1967.

⑩a. G.A. Pugachenkova, The Buddhist Monuments of Airtam,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2(1991-92), pp.28-32.b.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の仏教と遺跡》，《仏教蕓術》1992年第205號。

(11)a. B. A. Turgunow, Excavations of a Buddhist Temple at Dal’verzin-tepe, East and West, vol. 42, No. 1 (1992), pp.131-132.b. 同⑩b, 第42~46頁。

(12)B.J. Stavisky, Kara-Tepe in Old Termez (Southern Uzebekistan),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vol. Ⅲ, pp.1391-1405. 1988.

(13)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シルクロ一ド學研究》1997年第4卷。

(14)穆罕默德·瓦利烏拉·汗著，陸水林譯：《犍陀羅藝術》第20～44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

(15)約翰·馬歇爾著，秦立彥譯：《塔克西拉》卷1第332～336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6)同(15)，第234～236頁。

(17)李玉珉：《中國早期佛塔溯源》，《故宮學術季刊》1989年第6卷第3期。

(18)同(15)，第331～336、353、356～357、370～371、383、391～392、446～454、515～530頁。

(19)J. Fergusson, 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W., (rev. in 1910), pp.209-213, 1876.

(20)樋口隆康：《シルクロ一ド考古學》，法藏館，1986年。

(21)日本學者宮治昭認為，塔里木盆地的佛寺是從崇拜露天大塔向崇拜堂塔的佛堂轉變。本文認為堂塔與露塔的區(qū)分在印度早期就存在，并無相互淵源關系。參見宮治昭：《西域の教美術》，見《講座佛教の受容と変容4：中國編》第241-284頁，佼成出版社，1991年。

(22)a.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vol. Ⅰ,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482-503, 1907.

b. G. Gropp, Arch 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 Bremen: Verlag Friedrich R ver, pp.13-16, 221-242, 1974.

(23)B. Rowlan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pp.123-126, 1974.

(24)M. A. Stein, Serindia, vol. Ⅰ,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133-139; vol. Ⅲ, fig. 4, p. 557, 1921.阿克鐵熱克佛寺僅存一半回廊，邊長約30米，根據規(guī)模和附近的斯也里克(Siyelik)佛寺形制及殘存的佛塔判斷，阿克鐵熱克佛寺應與熱瓦克佛寺布局相似。

(25)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考察隊：《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調查報告書》第二卷，第55～57頁，中日日中共同尼雅學術考察隊，1999年。

(26)同(24)vol. Ⅰ, pp.485～492.

(27)M. M. Rhie,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 Ⅰ, Leiden/Boston/Koln: Brill, pp.385-389, 1999.

(28)戴蔻琳、伊弟利斯·阿不都熱蘇勒：《在塔克拉瑪干的沙漠里：公元初年絲綢之路開辟之前克里雅河谷消逝的綠洲》，見《考古發(fā)掘與歷史復原》第52～55頁，中華書局，2006年。

(29)據碳14年代測定，N61佛寺為距今1910±250、1193±86年；N62佛寺為1800±40年，皆在魏晉時期。參見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隊：《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調查概述》，《考古》1998年第12期。

(30)林立：《米蘭佛寺考》，《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3期。

(31)同(24)，vol. Ⅲ, pp.1247-1250。

(32)同(22)a, pp,421-430。

(33)a.同[22]a, pp.236-303。

b. E. Trinkler, Im Land der Stürme, mit Yak-und Kamelkaravanen dutch Innerasien, Leipzig: Brockhaus, 1930.

c. Ch. Baumer, Dandan Oilik Revisited: New Findings a Century Later, Oriental Art XLV. 2, pp.2-14, 1999.

(34)a.同(24)，vol.Ⅲ，pp.1177-1229,p152.

b.黃文弼：《新疆考古發(fā)掘報告》第36～46頁，文物出版社，1983年。

(35)宿白：《東漢魏晉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見《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36)劉敦楨：《中國古代建筑史》第87～94頁，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84年。

稿源： 《考古》(京)2010年11期第79～90頁 作者： 陳曉露 責編： 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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