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接了個有關(guān)衛(wèi)匡國的出版項目，很認真地收集了些資料，后來因為種種原因這個項目中止了。前幾天翻看地圖的時候偶然發(fā)現(xiàn)“衛(wèi)匡國傳教士紀念園”！沒能完成項目的愧疚感立刻被喚醒了，正好周日在杭州沒安排，我決定去看看。

衛(wèi)匡國著中式服裝油畫肖像，Michaelina Wautier繪于約1654年，圖源自wikipedia

衛(wèi)匡國出生在意大利的特倫托，本名Martino Martini，字濟泰，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關(guān)于他的生平網(wǎng)上可以找到很多資料，我最佩服他的兩點：一是意志堅定，在短暫的一生中（1614-1661），歐洲到中國之間他跑了三次（第一次1640-1642年從葡萄牙里斯本到澳門，第二次1651-1653年從安海到挪威卑爾根，第三次1657-1659年從葡萄牙里斯本到杭州），花在海上的時間至少六年，如果刨去他加入耶穌會之前的十八年，也就是說差不多一生有五分之一的時間在往返中國的海上，甚至在途中遇到的風浪與海盜等危險也沒能動搖他，支撐如此意志的必定是信仰的力量。二是他向歐洲介紹中國作出的貢獻，比如出版了介紹中國上古史的《中國歷史十卷》（ Sinic? Histori? Decas Prima , Munich 1658） 、介紹中文語法的《中國文法》（ Grammatica Linguae Sinensis ） 、介紹明清交際時所見所聞的《論韃靼之戰(zhàn)》（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 Antwerp 1654） 、《中國新地圖集》（ Novus Atlas Sinensis ，Amsterdam 1655） 。其中《中國新地圖集》我看過原版，太驚艷了，除了是一份相對準確的地理地形圖外，還是一份精美的藝術(shù)品，是科學與藝術(shù)融合的典范。這套地圖帶給歐洲一個相對具象的中國形象，有人說地圖就是權(quán)利的象征，后來不同語種的多次再版也從側(cè)面反映出這套分省地圖集在歐洲產(chǎn)生的影響。

杭州中山北路的天主堂，當年由衛(wèi)匡國主持修建，攝于2020年9月1日

衛(wèi)匡國1659年在北京覲見了順治皇帝后，回杭州修建了現(xiàn)在中山北路天主堂，1661年因霍亂在杭州去世。衛(wèi)匡國的墓地位置，清初的文獻記載是“墓在杭州方井南”（清初韓霖、張賡著《圣教信引》，轉(zhuǎn)引自徐明德“意大利漢學家衛(wèi)匡國墓地考”，發(fā)表在《歷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184頁），后來經(jīng)徐明德研究，結(jié)合方豪的記載“杭州桃園嶺麓之方井南古墓”（方豪：《浙江天主教略史》，載《國風月刊》第八卷，第九、十期，1936年10月出版，轉(zhuǎn)引同上），并實地考察后最后確定其位于“杭州市西湖區(qū)留下公社東岳大隊第六生產(chǎn)隊的桃園嶺麓，新涼亭附近，杭徽公路南側(cè)路邊?！保ㄐ烀鞯?，1981，第184頁）“方井南”這塊墓地是明末河南按察使司副使，后官至光祿寺少卿、天主教徒楊廷筠所贈，后來其長子又將附近田地若干畝送給杭州天主堂供守墓之用。1676年（清康熙十五年）杭州天主堂的殷鐸澤神父在方井南墓地建了一座地下墓室，于兩年后集中了當時葬在杭州的天主教士遺骸并做了集體遷葬。不過，因為開棺時發(fā)現(xiàn)衛(wèi)匡國遺體保存完好，宛如生人，于是被長期供奉（至少到清嘉慶年間依然如此），很多沒入教的老百姓都將其奉為神靈，焚香燃蠟，磕頭叩拜，直到最后尸體萎縮才被收入甕中。這座墓室“系石窟，正方形，深廣各可二丈，高出地面亦尋丈。”（同上，第185頁）通往地下的石階有六級，頂部石拱頂，內(nèi)部分三室，兩耳室較小，擺放著盛有遺骸的瓦甕，中室較大，置柩。墓窟外門左右分別立有一塊石碑，高二尺許，闊一尺許。右邊的石碑上刻著“天學耶穌會泰西修士受鐸德品級諸公之墓”，其下和左邊石碑刻著所藏遺骸的主人名、國別、來中國的年代、去世日期及年紀，分別是羅懷中（儒望）、金四表（尼閣）、黎攻玉（寧石）、徐左恒（日升）、郭仰鳳（居靜）、伏定源（若望）、陽演西（瑪諾）、衛(wèi)濟泰（匡國）、洪復齋（度貞）等以及另外四名神父。1736年（清乾隆元年）和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杭州的天主教會分別重修了墓地，在墓窟正門上方加建刻有十字的石碑一座，上書“天主教公墳”，并有乾隆元年和同治十三年的重修時間。此外，在1874年重修的時候在墓窟前三十步加建了一座三間的石牌樓，高三丈，寬四丈，正面額書“天主圣教修士之墓”，背面額書“我信肉身之復活”，紀年是“同治十三年仲冬月重修”。至道光年間，墓窟外還有仁愛會、圣心會修女和其他修士的墓。

墓室內(nèi)部裝有遺骸的瓦甕，1910年代，甘博攝，美國杜克大學圖書館收藏https://idn.duke.edu/ark:/87924/r3xk8527d

杭州天主教圣修士墓地外景，1910年代，甘博攝，美國杜克大學圖書館收藏https://idn.duke.edu/ark:/87924/r32b8vq14

墓室入口細節(jié)，可見刻有十字的石碑和“公墳”字樣

從留下的照片資料看，這座天主教修士墓地在1910年代甘博拍攝的照片中還是完好的，并沒有網(wǎng)上一些資料所說的在天平天國運動中曾遭破壞，真正被破壞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墓地的一部分并入相鄰的一家啤酒廠，人們在墓地里面種植莊稼，墓窟中的傳教士遺骸也被亂灑在地上?！保ê贾菸氖肪W(wǎng)，http://www.hangchow.org/index.php/base/news_show/cid/2874，2021年12月6日訪問）1985年重修墓園，才把散落的遺骸收集裝甕，但已經(jīng)不能區(qū)分骸骨的歸屬了。我本想比著甘博的照片拍攝現(xiàn)狀，結(jié)果一大早騎了50分鐘自行車到那里發(fā)現(xiàn)大門緊鎖，作為一處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沒有工作人員，除了門口一塊簡介牌外也沒有關(guān)于開放時間、責任人等的信息，最后只好悻悻而回。

杭州衛(wèi)匡國傳教士紀念園大門，吃了閉門羹，2021年12月5日攝

杭州這處“天主圣教修士之墓”讓我想起另一處傳教士墓地，即北京的滕公柵欄墓地，因為這兩處天主教墓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曾埋葬過天主教向中國傳播過程中的早期重要人物；互相有聯(lián)系；都因相似的原因在相同的時期遭到嚴重破壞；都因為由外而內(nèi)的原因被修復。

滕公柵欄墓地位于現(xiàn)在阜成門外北京行政學院院內(nèi)，關(guān)于其歷史的考證可謂汗牛充棟，不過關(guān)于其“滕公”名稱的來歷似乎沒有統(tǒng)一的意見，比如維基百科上采納的說法是明永樂十年卒后被追封為“滕國公”的孟善；還有一種說法是明隆慶年間的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滕祥。知乎上一位名叫“柵欄”的博主認為“滕公”即滕祥，他（或她，我猜應該是《春秋石銘——北京柵欄墓地歷史及現(xiàn)存碑文考》的作者陳欣雨博士，已買書支持，只是還未收到）的考證文章（柵欄墓地前史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348869025，2021年12月7日訪問）我認為比較全面且有說服力，所以我認同“柵欄”的說法。滕祥死后葬在西山寶諦寺，現(xiàn)在寺已毀，原址僅存部分石構(gòu)件?！半珫艡凇奔措橘I下的那一大片土地，明中葉被一位楊姓太監(jiān)買下，并在這里營造別墅。后來這位楊太監(jiān)犯事，入獄前為逃避審查，將別墅改名為“仁恩寺”，內(nèi)供地藏菩薩，當然最后這片產(chǎn)業(yè)也沒逃脫被籍沒的命運，成為官地。1610年5月11日（明萬歷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九日）利瑪竇在北京去世后，關(guān)于他能否葬于北京的問題在朝廷內(nèi)部產(chǎn)生了不同意見，后來在首輔葉向高以及李之藻等人的努力下，萬歷皇帝同意將利瑪竇葬在北京的請求。其中李之藻是杭州人，一直跟隨利瑪竇學習西學，在他的影響下楊廷筠信了教，而衛(wèi)匡國等人的墓地就是楊廷筠捐獻的，這是京杭兩地天主教傳教士墓地的一點聯(lián)系。有了萬歷皇帝的指示，順天府丞黃吉士讓大興、宛平兩縣的知縣陪同當時天主教在華代理區(qū)長龐迪我，以及陽瑪諾（1659年在杭州去世，與衛(wèi)匡國的遺骸同保存在方井南墓地）和熊三拔在北京郊外尋找適合的墓地，最后選中了仁恩寺，萬歷皇帝將這片土地及地上住宅賜給了教會，“柵欄賜地廣二十畝，房屋三十八間，原名‘滕公柵欄’，位于阜成門外半里的二里溝。房屋分四進，大門外兩石凳，為上馬石。大門內(nèi)一橫廊，廊中房屋五間。由橫廊下石級，到第一進庭院。兩傍，七間廂房。在第一第二庭院之間，有一高墻，中有一門，兩旁有石級，第二進庭院兩傍，各有廂房四間。由第二進庭院拾級進第三院，院的中心原為寺院正殿，供奉地藏王。”（羅光：《利瑪竇傳》,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 第231頁，轉(zhuǎn)引自前面提到的柵欄在知乎上的文章）這是墓園地面建筑的最初形態(tài)，而墓地位于這四進院落之后。據(jù)劉侗《帝京景物略》載利瑪竇墓的樣式及后面的六角亭：“其坎封也，異中國，封下方而上圜，方若臺圮，圜若斷木。后虛堂六角，所供縱橫十字文。后垣不雕篆而旋紋。脊紋，螭之岐其尾。肩紋，蝶之矯其須。旁紋，象之卷其鼻也。垣之四隅，石也，杵若塔若焉……墓前堂二重，祀其國之圣賢。堂前晷石，有銘焉，曰：美日寸影，勿爾空過，所見萬品，與時并流?！备鶕?jù)樊國樑的記錄，整座墓園呈長方形，最北端是六角亭，其南側(cè)是墓，墓南邊是一條很長的甬道通往出口，甬道的東北角靠近圍墻的地方則埋著這塊地的原主人——楊姓太監(jiān)，墓園南邊后來拆改成禮拜堂等附屬建筑（Alphonse Favie, Peking. Histoire et Deion , 1897, 第142頁） 。最初，羅雅谷、龍華民等傳教士去世? ??都依次埋在甬道兩側(cè)，但湯若望逝世后，教會在墓園西側(cè)又開辟了一片狹長空間，中間是很長的甬道，湯若望的墓在甬道最北端，并且在湯墓南側(cè)的甬道兩旁還有一堆石臥馬和一對執(zhí)笏板的石人，而且在利、湯二人的墓前都增加了石桌和石五供。截止1704年，下葬東側(cè)墓園的有羅雅谷（3號墓，據(jù)Favier, 1897, 第172頁，下同。第2、4-5號墓我沒查到對應的中文名資料，第8號是西側(cè)墓園的湯若望）、龍華民（6號墓）、郭多名（7號墓）、鄭瑪諾（中國人，號惟信，廣東香山縣人，1645年在衛(wèi)匡國的影響下赴歐洲，在羅馬學習，1666年返華，1671年進京，1673年病逝。9號墓）、安文思（10號墓）、利類思（11號墓）、南懷仁（12號墓）、郭天爵（13號墓）、翟敬臣（14號墓）、南光國（15號墓）、樊繼訓（16號墓）、習圣學（17號墓）。至1900年，共有86位天主教神職人員葬在柵欄墓地，不過這一年柵欄墓地也第一次遭遇滅頂之災，義和團不僅拆毀了部分圍墻，還把全部有的墓碑推倒，掘開了每座墓穴?！缎脸髼l約》簽訂后，教會獲得賠款，柵欄墓地也得到修復。

柵欄墓地大門，甬道的盡頭就是利瑪竇墓，1864年

1864年法國畫報 Le Monde 上刊登的根據(jù)照片繪制的木刻版畫柵欄墓地的墓碑及石五供

樊國樑書中1610年（左）和1704年以前（右）柵欄墓地的平面圖

利瑪竇墓，1870年代，左邊可見露出一半的石五供

湯若望墓，1870年代

柵欄墓地的甬道及兩邊的墳墓，1870年代

1901年柵欄墓地大門被破壞的狀況，現(xiàn)在也就只有中間這座石門還在，兩側(cè)殘墻上的石刻已經(jīng)出土

1901年柵欄墓地內(nèi)部被破壞后的樣子，石碑都被推倒了，每座墓都被挖了出來

1954年，中共北京市委黨校開始籌建，“市委副書記劉仁看中了這處距離市區(qū)不遠而又安靜，肅穆，且蒼松翠柏郁郁蔥蔥的地方。北京市政府用西郊西北旺的一塊土地，辟為新的天主教墓地，以換取這處地產(chǎn)；用10萬元（注：舊幣）購買了山字形樓和口字形樓兩幢建筑，安置了部分神職人員的生活。”（北京行政學院編：《青石存史“利瑪竇與外國傳教士墓地”的四百年滄?！?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76-77頁）據(jù)當時黨校負責基建的人回憶，經(jīng)周總理指示保留利瑪竇、湯若望和南懷仁三位“尊重中國人民傳統(tǒng)習慣并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較大貢獻的耶穌會士”墓碑在原址，龍華民、徐日升和索智能三人的墓碑移至教堂后院，其他人的遺骨和墓碑遷至西北旺，當時共遷走墳墓837個。（同上，第77頁）到1966年8月，利、湯、南三人的墓碑也保不住了，被拉倒埋入地下，命運大體和杭州的天主教墓地同。1978年9月，許滌新率社科院代表團去意大利參加“歐洲研究中國協(xié)會”會議，其間意方提到了被平毀的利瑪竇墓，于是許在回國后向時任社科院院長的胡喬木作了匯報，寫了修復利墓的報告。這份報告有華、葉、鄧、汪等領(lǐng)導圈閱，獲得最高層認可，社科院于是年10月24日向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fā)出一份題為“關(guān)于修復意大利學者利瑪竇墓”的函件，后來市里撥款5000元，1979年由曾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鐫刻修建的北京雕塑工廠為修繕隊進行斷裂石碑的修復，同年12月10日完成了利瑪竇墓的驗收工作。（吳夢麟：滕公柵欄墓地修復憶舊，選自經(jīng)世鴻編《民間影像》第八輯, 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2018年1月，第158-161頁）

像杭州的這處天主教墓地一樣，北京的柵欄墓地我也只是在門口望過幾眼，沒有實地踏查，但僅從網(wǎng)絡(luò)上和書上搜集的只言片語，也大體可以看到這兩座墓園的歷史變遷以及聯(lián)系?！皳P棄”是個很好用的概念，當時提出復建利瑪竇墓的時候報告標題里給他的頭銜是“意大利學者”，完全沒有提他的宗教身份。這些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們，不可否認他們是帶著傳播宗教的目的而來，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他們也帶來了當時最新的科學概念和器具。保護好這些遺跡，也就等于保護著他們曾經(jīng)來過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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