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魯光宏

今年元月初，筆者收到上海某拍賣公司寄來的拍賣圖錄，發(fā)現拍品中有一幅于右任題贈“蘭亭老先生法家正之”的書作(尺寸103cm×49cm)，這幅書作書寫的內容為：池館山中舊，風光畫里新。澗松同雨露，江草自冬春。犬吠當林塢，花明隔水濱。遙望秦姓者，莫是武陵人？題識：邊華亭詩。蘭亭老先生法家正之，于右任。鈐?。河胰危ㄖ煳模?，鴛鴦七志齋（朱文）〈見圖一〉。

圖一

于右任這幅書作出自明代著名詩人、文學家邊貢的五律《池館》詩作。邊貢（1476-1532年），祖籍淮陰，后遷歷城（今山東濟南）。因家居華泉附近，故自號華泉子。弘治、正德年間，與李夢陽、何景明，康海等七人被稱為“明前七子”。寫下了大量山水詩作，而且時出新意，其中有不少清新雋永之作。于右任所書的這幅題贈“蘭亭老先生法家正之”的《池館》五律詩文，便是其代表詩作之一。關于《池館》這首五律詩文的意思筆者特意請教了著名詩人、作家馬林帆老師，馬林帆老師釋譯如下：“這處坐落在山水池旁的館舍，古色古香的，想必已有不少歲月的了。可自其窗口向四周望去，山中的那一派美妙迷人的風光，卻依然會水墨丹青般撲面而來，新鮮俊美，讓人久看不厭！每有雨露灑下，那潺湲不倦的澗溪，便立即會發(fā)出琴弦般悅耳的聲音，其旁偉岸的青松，也會一如換上一襲晶晶閃耀的禮服的壯漢那樣引人神往！而不遠處江流兩岸的芳草，也以自己或綠或黃迅捷變幻的色彩，報告著季節(jié)擅遞的神奇與多姿多彩。忽地里濺起幾聲狗叫，自綠樹掩映著的碼頭傳來，似乎有意要打破久久統(tǒng)治著這大山的靜謐一般。此刻，開的正值熱鬧繁盛的山花，卻如一條逶迤繽紛的彩帶，將江邊水畔裝點得異常明麗浪漫！這一切，豈不讓人很容易地想起來陶靖節(jié)先生筆下的桃花仙境來。想想看，這山中秦姓的百姓們，他們啊，莫不就是當年武陵人的后裔？”

圖二

于右任這幅行楷書作以雄強堅實的魏體筑基，并明顯的表現出試圖融帖（隸篆草）于其中。這幅書作落款未寫紀年，尤其是落款中“任”〈見圖二〉字的寫法在既往書作中也所見到無幾，筆者隨機查閱相關書籍資料，在劉自櫝、鐘明善先生等人擔任編委三秦出版社出版1990年11月發(fā)行的《于右任先生書法》一書的第十四頁發(fā)現于右任題贈“伯敏賢甥法家正之”的行楷軸、第十八頁于右任題贈“心之老弟法家正”的行楷軸兩幅書作均帶有紀年的落款：“十九年一月一日，于右任”，筆者對比三幅作品的書體、書風、落款等特點，尤其是“任”字的寫法，以及參考戈思明主編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年12月出版發(fā)行的《千古一草圣·于右任書法展》第221頁“于右任先生紀年作品署款”，初步對比判斷即將上拍的這幅于右任書作應為民國十九年（即1930年）前后的書作。另外使筆者驚喜的還有這幅書作的引首鈐有難得一見的“鴛鴦七志齋”朱文印章（圖三）。眾所周知，“鴛鴦七志齋”是于右任1924年在在胡景翼、張伯英（鈁）將軍斡旋協助下從洛陽古董商手中買下正受日籍商販覬覦的一批墓志碑石，包括漢、晉、北魏、北齊、北周時期的墓志石一百六十多塊，其中有七對北魏時期的夫妻合葬墓志，逐將書齋號“獨樹齋”更名為“鴛鴦七志齋”，請吳昌碩先生刻此齋名，在于右任傳世的書作中鈐有“鴛鴦七志齋”的并不多見，即將上拍的這幅引首鈐有于右任鐘愛的“鴛鴦七志齋”印章的書作更顯得彌足珍貴！筆者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于右任在《池館》詩后所注“邊華亭詩”，顯然是將邊貢字號“華泉”誤寫成“華亭”了，筆者思忖這一筆誤的緣由也許與于右任在憶寫這幅書作的過程中臨近收筆腦海里想著上款人“蘭亭老先生”的“亭”字不無關系吧。但白璧無瑕，無礙大作光輝。這么一幅可遇不可求的書作怎不使喜愛于字收藏的筆者怦然心動。

圖三

筆者再仔細研究這幅即將上拍的于右任書作，拍賣公司在圖錄中對上款人如下介紹：“蘭亭老先生即高蘭亭（1895-1958年）涇陽名流紳仕，供職于國民黨南京政府監(jiān)察院，與國民黨元老、監(jiān)察院院長于右任過從甚密，1937年返回原籍，出任涇干中學校長，盡心辦學，使涇干中學成為渭北名縣學子向往之地，來縣求學者絡繹不絕，學校教學質量和學生素質也得到社會公認。”于右任祖籍涇陽縣云陽鎮(zhèn)斗口于村，筆者也致電現任涇干中學書記戴海祎老師進一步了解到：“高蘭亭為涇陽縣王橋鎮(zhèn)陳家溝人，幼時入私塾，后在西安上學，1919年考入北平大學哲學系。畢業(yè)后回縣，任教于縣城單級師范學校。后又參加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岳維峻部，任南路軍教導員2年。1930年任江西省萬安縣公安局局長，隨后供職于國民黨南京政府監(jiān)察院，1937年南京淪陷前，國民政府“減員遷都”，高蘭亭被裁減返鄉(xiāng)閑居時，涇干中學因經費不繼，行將停辦，被各方推出任校長?！绷私飧咛m亭的這些基本簡歷后，筆者心生疑惑，根據于右任這幅書作的書體、書風、落款等特點初判為民國十九年（1930年）前后所書，高蘭亭其時年齡只有36歲，時任江西省萬安縣公安局局長，而于右任此時已52歲，于右任1931年2月2日就任監(jiān)察院院長一職，高盡管后來也供職于監(jiān)察院，即就是于右任題贈高蘭亭書作，筆者認為于右任斷然不會為小已16歲的年輕人用“蘭亭老先生法家正之”這樣的稱謂題贈書作！是拍賣公司在考證上款人的資料時倉促而就還是這幅書作存在真?zhèn)螁栴}？

事不宜遲，筆者馬上聯系上海書畫界的師友將這幅書作的詳細圖片發(fā)了過來，再仔細研究判斷，同時也轉發(fā)給正在出差途中的祁碩森老師（陜西于右任書法學會常務副會長、《于右任研究》執(zhí)行主編）辨識，祁老師回復也認為是真跡。時間緊迫，筆者于拍賣前一日急赴上海調取原作。當筆者展開于次日即將上拍的這幅書作時，一下子被這幅書作給吸引住了。整幅書作氣韻流暢，字體圓逸端正，雍容大度，是于右任二十年代受“張玄墓志”的影響，字體由縱勢改為方正端莊，如《蔣母王太夫人事略》及《秋先烈紀念碑》等，橫書起筆偶用勺型，收尾用雁尾，線條肥厚，結體寬博，寫的松活自然。再對這幅書作的書體、結字、墨色、紙張、印章、裱工等進一步辨識，筆者認為是于右任書寫的真跡。在拍賣現場筆者又巧遇同樣前來有意競拍這幅書作的喬建老師及藏友徐總，藏友徐總知我是專程為了這幅書作前來上海，也就放棄了參與競拍的念頭，在拍賣過程中經過幾輪叫價應價，志在必得的筆者如愿競得這幅書作，行文至此，特向徐總道一聲：謝謝！

回陜后，筆者請?zhí)镄l(wèi)華（《于右任研究》顧問）、祁碩森兩位老師分別就這幅書作再上手辨識一番，兩位老師看后都贊不絕口，一致認為是于右任先生精力充沛時期的一幅佳作！盡管如此，但上款上“蘭亭老先生法家正之”這一疑問始終圍繞在我的腦際；上款人“蘭亭老先生”到底是誰呢？

當筆者和田衛(wèi)華老師聊起這個疑問時，田老師告訴筆者，在他的印象中齊白石早年字號為“蘭亭”，我隨即上網查詢齊白石大師的資料：齊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祖籍安徽宿州湯山，生于湖南長沙府湘潭（今湖南湘潭）人。原名純芝，字渭青，號蘭亭。后改名璜，字白石，白石山翁，老萍，借山吟館主者，寄萍堂上老人，三百石印富翁。

于右任這幅書作，當年莫不是題贈著名畫家齊白石的？田衛(wèi)華老師鼓勵筆者認真考證一下于右任與上款人之間的關系，尤其是時間結點和兩人這個時期交往的詳實資料。次日，田老師特意給筆者送來一本戴山青主編、北京榮寶齋1991年5月出版發(fā)行的《齊白石印影》。這本書中250頁收錄有兩方齊白石篆刻的朱文字號印章：蘭亭<見圖四>，該書的第10頁收錄有齊白石為于右任篆刻的一朱、一白兩方【于】字印章<見圖五>、第37頁同時也收錄有一方齊白石為于右任篆刻的朱文：[右任]印章。<見圖六>，于右任這幅書作果真是題贈著名畫家齊白石的嗎？

圖四

圖五

圖六

筆者帶著疑問繼續(xù)查閱有關于右任與齊白石交往的相關資料，兩位大師交往甚密的史實逐漸清晰呈現：齊白石四十多歲時已經在湘潭地區(qū)小有名氣，他陸續(xù)收到一些地方政要以及軍界長官的畫作邀請。齊白石一方面為生計著想，同時也為藝術考慮，決計行萬里路開闊眼界胸襟。1902年至1909年這段時間他五出五歸，赴陜西、北平、江西、兩廣等地，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交流各界名流，這些人成為齊白石藝術贊助人，其中包括廉兵備道郭葆生，廣西提學史汪頌年，還有剛剛從日本回國的蔡鍔，以及革命黨人黃興。齊白石為這些人畫畫或者充當代筆，也教他們的妻妾子女畫畫，這些人有用名貴筆墨紙硯酬謝的，齊白石收獲頗多，1906年齊白石歸家，因為典住的房屋已經到期，他便在余霞嶺腳下的茹家沖買了一所舊房，自己畫了圖樣稍作翻蓋，修葺一新，取名“寄萍堂”，堂內別造一室，將遠游所得八方名貴硯臺置于其中，取名“八硯樓”，記載自己遠游生活。后來齊白石在這里度過了一段幽居生活，他把自己出游所得畫稿整理成一幅長卷。（齊白石年譜中記載：1910年（清宣統(tǒng)二年）寅戌48歲。將遠游畫稿重畫一遍，編成借山圖卷。又為胡廉石畫《石門二十四景圖》，筆者注。）民國時期的大書法家于右任為其題寫“借山吟館圖”，語義雙關，一則對應齊白石齋號“借山館”，二則暗指畫中景致都是出游借至他山。（摘自：《齊白石的齋館號》作者馬明宸系北京畫院學術部研究員）。

1919年齊白石在北京定居，他的交游重心開始轉向京城文化界，這才遇到了陳師曾、梅蘭芳、徐悲鴻等一批新朋友。與這批人的交游把齊白石的藝術與畫名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齊白石接觸的人物除了這些文藝界的好友之外也不乏一些政界人物，他們大都是一些躋身于文化界又有雅好的政要，像“民國四公子”之一的袁世凱之子袁克文，他與齊白石有書畫往還。還有國民黨元老，著名書法家于右任與齊白石的書畫交游更多，他為齊白石的畫集詩文集題名，上世紀40年代還多次為齊題寫銘文，多達五、六幅，不厭其煩，有敗字也不棄，請齊白石自己選用，由此可見二人交情之深。（摘自：《齊白石與晚清民國政界人物的交游》，作者馬明宸系北京畫院學術部研究員。）

關于于右任為齊白石題寫碑文也有如下記述：“······1946年11月11日一則北平《世界日報》上報道：1934年于右任為齊白石題墓碑一方，文為：‘齊白石先生之墓’；1946年，齊白石再請于右任題碑一方，唯請將碑文改為‘湘潭齊白石墓’”。（來源：《人民政協報》2015年1月29日《于右任兩題齊白石墓碑》。）

齊白石年譜記載：

1929年（民國十八年）乙已67歲

年初，徐悲鴻辭職南返，后不斷與齊白石有詩畫書信往來。

4月，齊白石《山水》參加南京政府在上海舉辦的第一屆全國美術展。

筆者在《民國時期三次全國美展徐州籍藝術家參展綜述》一文中看到。

1929年4月10日至30日，民國政府教育部（部長蔣夢麟）主辦的“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在上海國貨路新普育堂舉行。

由于1928年底，張學良“東北易幟”，時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tǒng)一”，為體現“大一統(tǒng)”的泱泱大國對文化藝術事業(yè)的重視，黨國要員都樂于“共襄盛舉”，以紀念盛事。

據南京中國第二檔案館“教育部卷宗”資料顯示，蔣介石、林森、馮玉祥、于右任、孫科、宋子文等黨國要員都受聘擔任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的“名譽評判委員”。蔡元培、楊杏佛被聘為名譽會長和名譽副會長，足見當局對這次“全國美術展覽會”的重視。

以上獲取的這些史實使筆者相信兩位大師之誼亦久且深。就在筆者深究考證之時，藏友于恩華向筆者提供了一份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系教授林進忠撰寫的《于右任書法作品的相關考察》，這篇論文的第三部分在論述于右任《所見用印的編號錄記考察》章節(jié)就筆者前面所提到的《齊白石印影》一書中第10頁、11頁有關齊白石為于右任篆刻的三方印章有以下總結論述：“白文<于>、朱文<右任>、朱文<于>共三印，收錄在齊白石自題《白石印草》中，齊氏自序云‘皆七十衰翁以朱砂泥親手拓存’者，為‘庚午、辛未二年所刻印’,可知是民國十九、二十年（1930年、1931年）齊白石六十七、六十八歲（根據齊白石年譜記載推算其時年齡應為六十八、六十九歲，筆者注。）時所刻制的，當時于右任主要游蹤往來陜西、南京，另外，于右任曾為齊氏的鈐拓本印譜題寫《白石山翁印存》，未紀年月，現存重慶市圖書館。”上述資料的出現，使筆者一下豁然明朗：齊白石大師字號蘭亭，長右老16歲，齊白石大師在1930年時為于右任篆刻了三方印章，此年齊白石68歲，右老52歲，且兩人神交已有近二十載矣，筆者完全相信于右任會書寫《池館》這樣充滿詩情畫意的書作并以“蘭亭老先生法家正之”這樣恭敬的尊稱來饋贈著名畫家齊白石先生，筆者個人竊以為這件于右任題贈“蘭亭老先生法家正之”的書作正是于右任在1930年前后饋贈齊白石大師的一幅不可多得的佳作。

筆者在整理本文的過程中得到了馬林帆、戴海祎、田衛(wèi)華、祁碩森、喬建、于恩華等眾多師友無私的幫助與鼓勵，特再次致謝！由于筆者學識疏淺，文中難免有疏露不盡之處，此為筆者孔見，請識者明察，未知拋磚能否引岀玉來？

2016年2月10日于德風堂

參考文獻資料：

1.劉自櫝、鐘明善等人主編三秦出版社《于右任先生書法》1990年11月三秦出版社；

2.戈思明主編《千古一草圣·于右任書法展》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年12月出版發(fā)行；

3.鐘明善主編《于右任書法全集·卷三十六年譜》文物出版社2014年9月；

4.戴山青主編《齊白石印影》北京榮寶齋1991年5月；

5.馬明宸撰《齊白石的齋館號》；

6.馬明宸撰《齊白石與晚清民國政要人物的交游》；

7.王治科撰《民國時期三次全國美展徐州籍藝術家參展綜述》

8.林進忠撰《于右任書法作品的相關參考》。

本文作者系：陜西省于右任書法學會理事。

陜西省民間藝術收藏協會副會長。

陜西省畫廊行業(yè)協會副監(jiān)事長。

西安德風堂畫廊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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