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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當兵變

求變,殺出一條血路。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軍閥混戰(zhàn),赤地千里,餓殍遍野,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流傳于甘肅當?shù)氐囊皇酌裰{,深刻描述了勞苦大眾的苦難:

甘肅封建割據(jù),股頭統(tǒng)治人民,

搜刮剝削,苛捐雜稅。

官兵變土匪,土匪變官兵,

民不聊生,十室九空。

1930年初,為拯救人民苦難,壯大紅軍力量,中共陜西省委指示各地黨組織,“調(diào)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隊中去”,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等條件成熟時發(fā)動兵變或武裝起義。兩當兵變就是在中共陜西省委領(lǐng)導下發(fā)動的一次武裝起義,習仲勛是兩當兵變的主要組織者和領(lǐng)導者。

數(shù)十年后,習仲勛曾回憶說:“那時沒有最大的犧牲決心,是不能夠在國民黨軍隊中做兵運工作的,因為我還沒有忘記,自己是以共產(chǎn)黨嫌疑被捕押過的人,這樣的人到國民黨的軍隊里干事,對敵人說來是多么危險,多么引人注目。一經(jīng)被查獲,就是處死,我之所以能在這時去敵軍搞革命活動,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獄之后一年多的農(nóng)村生活,使我親身體會到勞動人民的悲慘遭遇,以及舊社會極端黑暗的情況,激發(fā)了我的革命勇氣,不管多么艱苦,就是下決心要革命?!?/p>

自古英雄出少年。1913年10月15日,習仲勛出生于陜西省富平縣。1926年5月,在縣立誠中學高小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1928年4月轉(zhuǎn)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

1930年春節(jié)后,受中共陜西省委的委派,年僅16歲的習仲勛,抱著革命到底的決心,到駐長武亭口鎮(zhèn)西北民軍總司令甄壽珊部所屬第一師第二支隊搞兵運斗爭。

習仲勛只身到達長武縣后,通過老鄉(xiāng)唐福亭的引薦,與第二支隊司令王德修會面。王德修最初讓習仲勛擔任支隊通訊排長,后來被任命為二連見習官,主要職責是承擔全連糧油副食采購與供應。習仲勛很快與在該部從事兵運工作的共產(chǎn)黨員李秉榮、李特生、田光烈、孫一君取得了聯(lián)系。3月下旬,李秉榮、李特生和習仲勛組成黨小組,由李秉榮負責,商定從關(guān)心士兵日常生活入手,發(fā)動士兵進行反對打罵、按時發(fā)餉和發(fā)鞋襪等日常斗爭,在士兵中發(fā)展黨員,逐步將黨的工作推向全營。不久,中共陜西省委又派呂劍人、劉書林、陳云樵等中共黨員來到該部,進一步加強黨領(lǐng)導兵運工作的力量。

1930年11月,王德修所在西北民軍被國民革命軍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收編,編為陜西騎兵第三旅三團二營,旅長為蘇雨生,二營營長為王德修,習仲勛任二連特務(wù)長。經(jīng)過半年多的工作,習仲勛、李秉榮、李特生在全營發(fā)展黨員30多人,在各連建立了支部,并成立了營的黨委會,李秉榮任營委書記。后來,營委書記由一連特務(wù)長李特生繼任。1931年初,習仲勛任營委書記。

1931年夏,王德修營移駐彬縣時,旅長蘇雨生背叛楊虎城,二營在跟誰走上面臨選擇。習仲勛認為,楊虎城具有進步傾向,而且部隊內(nèi)始終有中共秘密組織存在,二營如果留在楊部,有利于保護黨已經(jīng)培植的革命力量。遂向王德修建議,不要跟著蘇雨生走,王德修接受了習仲勛等人的建議。這是一個正確的抉擇,蘇雨生很快跨臺,王德修部隨即改編為楊虎城部陜西警備第三旅第二團第一營,旅長為唐嗣桐,二團團長為曹潤華,王德修任一營營長。唐嗣桐和曹潤華都是堅定反共分子,是兵運工作的障礙。期間,習仲勛家鄉(xiāng)一位叫劉玉琪的民團頭目也來到該旅任高級參謀,發(fā)現(xiàn)習仲勛后就向唐嗣桐告密,說習仲勛曾參加過學潮。習仲勛被傳到旅部問話。唐嗣桐問習仲勛為什么來軍隊里干事,習仲勛機智地回答道:“農(nóng)村環(huán)境不好,容易染上壞習氣,到正規(guī)軍隊干事,過有紀律的生活,使自己有所進取”。唐嗣桐未探出究竟,但威脅說知道了習仲勛的底細。之后,唐嗣桐密令全旅嚴防“反動”分子活動。團長曹潤華更是頻繁調(diào)換連隊干部,致使兵運工作更加困難。

習仲勛等人一直在尋找進行兵變的機會。1931年秋,中共陜西省委派焦維熾來該部巡視工作,商榷舉行兵變事宜。習仲勛等人認為條件不成熟,未執(zhí)行省委指示。此年冬,陜西警備三旅二團奉命開往鳳縣及甘肅省兩當、徽縣、成縣一帶與川軍作戰(zhàn)。戰(zhàn)后,王德修營營部和一連、機槍連駐鳳縣縣城,二連駐雙石鋪,三連駐兩當縣城。這時,省委派李杰夫來巡視工作,他力主發(fā)動兵變,習仲勛等人認為舉行兵變力量孤單,無外部力量的配合接應,極有可能失敗,在營委成員的一致反對下沒有執(zhí)行。其間,在黨組織的發(fā)動下,士兵開展了多次反壓迫斗爭,人心思變,斗爭的情緒高漲。

翌年春,楊虎城命唐嗣桐旅一營由陜西鳳縣開往甘肅徽縣,與二營互換防地。3月的陜西省西部和甘肅省隴南山區(qū),春寒料峭,寒氣逼人。而一營士兵衣服破爛不堪,有的甚至連鞋襪都沒有,且士兵大多是陜西生亁縣、彬縣人,所以一股抵制換防的情緒在全營蔓延開來。習仲勛敏銳地發(fā)現(xiàn),兵變時機已經(jīng)到來,隨即主持召開營委會,討論兵變具體事宜,并派人立即趕赴西安向中共陜西省委匯報。陜西省委同意該營在換防中擇機舉行兵變,并派劉林圃擔任特派員前往具體指導。

劉林圃到達鳳縣的當天晚上,習仲勛即在雙石鋪鎮(zhèn)豐禾山古廟內(nèi)主持召開營黨委擴大會議,傳達省委指示,部署兵變行動。最后確定,由劉林圃協(xié)助營黨委領(lǐng)導兵變,利用換防之際,在一營發(fā)動兵變,地點定在兩當縣城,兵變后把部隊帶到劉志丹領(lǐng)導的陜甘邊蘇區(qū),部隊番號初定為陜甘游擊隊第五支隊。

4月1日黃昏,部隊抵達兩當縣城。晚九時,營委擴大會議如期在縣城北街一個騾馬店召開。會議推舉許天潔為兵變軍事行動總指揮,兵變時間定在午夜零時。會議決定,以許天潔鳴槍為號開始行動,各連黨員先將一、二、三連的反動連長處決;明確了呂劍人、高瑞岳、左文輝、張子敬等骨干分子的任務(wù);要求各連、排在完成任務(wù)后,迅速將隊伍帶到北門外窯溝集合。

午夜零時,兵變準時進行。各連負責兵變的同志按既定計劃行動,迅速擊斃反動連長,收繳槍支。其間,呂劍人帶一連士兵包圍了機槍連,因該連已有防備,以猛烈火力抵抗,機槍連陣地久攻未破。營長王德修聽到槍聲后,倉皇翻墻逃走。雞叫時分,3個步兵連共300余人在各連負責人率領(lǐng)下,迅速撤到兩當縣城北門外的窯溝集合。見各路人馬均已到齊,劉林圃站在高處大聲向戰(zhàn)士們問到:“愿不愿意當紅軍回陜甘邊找劉志丹去。”戰(zhàn)士們齊聲高呼:“愿意!”此時,天已拂曉,兵變部隊沿廣香河太陽寺方向北進。

2日上午,兵變部隊到達兩當縣境北端的太陽寺,營委對部隊進行了整編。劉林圃宣布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陜甘游擊隊第五支隊”,許天潔任支隊長兼第三連連長,劉林圃為支隊政委,習仲勛為中共隊委書記;任命呂劍人為一連連長,高瑞岳為二連連長,左文輝為三連副連長。出發(fā)前,劉林圃、習仲勛和許天潔分別作了動員講話,闡明了這支隊伍的性質(zhì)和宗旨。

下午,陜甘紅軍第五支隊從太陽寺出發(fā)向北前進。趟過渭河后沿隴縣邊境向東挺進,沿途與國民黨軍、地方民團作戰(zhàn)多次。在甘肅省靈臺縣蔡家河東梁與國民黨楊子恒部遭遇后,發(fā)生激戰(zhàn),前進方向受阻。為了保存實力,第五支隊轉(zhuǎn)入麟游縣以北的崔木。在蔡家河,支隊開會決定,派呂劍人(呂是亁縣人)、劉林圃前往亁縣找熟人關(guān)系,把部隊帶到有中共組織的駐亁縣劉文伯部暫渡難關(guān);派習仲勛、左文輝去長武縣亭口鎮(zhèn)偵察有無敵軍,打探?jīng)芎佣煽诖磺闆r,設(shè)法與劉志丹率領(lǐng)的紅軍游擊隊取得聯(lián)系;由許天潔、李特生把部隊帶到麟游永壽兩縣交界的岳御寺休整,等待兩路情況回饋后,再決定部隊行動方向。

但是,由于對岳御寺一帶情況不明,許天潔、李特生帶領(lǐng)的第五支隊誤入大土匪王結(jié)子的地盤,被土匪團團包圍,激戰(zhàn)數(shù)小時后,彈藥消耗殆盡,支隊傷亡慘重,部隊最終被打散,與劉志丹紅軍會合的計劃只差渡過涇河一步而落空。

兩當兵變失敗后不久,劉林圃被捕遭到殺害,呂劍人、許天潔被捕后判刑,直至1936年底經(jīng)黨組織千方百計營救才出獄。聽到部隊被打散后,習仲勛又急又累,病倒在亭口。三個月后,習仲勛病愈后輾轉(zhuǎn)回到渭北蘇區(qū),在照金楊柳坪見到了陜甘游擊隊班長王世泰,兩人深入地交流并總結(jié)了兵運失敗的教訓。

王世泰晚年回憶說:“這次見面,使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靜,對仲勛這位戰(zhàn)友和兄弟打心里佩服。他雖然年紀輕輕,卻承擔著與其年齡極不相稱的重任,他能在短短的幾個月搞起一個營的兵變,其中所付出的心血和代價是常人所不能夠的。在我們同代人中,他確實是個難得的人才。”

血雨腥風應有涯,人間遍種自由花。兩當兵變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駐甘肅國民黨部隊中發(fā)動的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軍事斗爭行動,兵變雖然失敗了,但喚起了隴原人民開展武裝斗爭的政治覺悟。兩當兵變影響深遠,受其影響,在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的一年里,甘肅境內(nèi)先后發(fā)生了靖遠、西華池等十多次武裝起義,掀起了隴原大地的革命風暴。

習仲勛對兩當兵變的總結(jié)是深刻的:“兩當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軍事意義的革命暴動。之前,我們進行了一段比較完整的兵運工作,其方針是比較正確的。兵暴失敗的教訓也是沉痛的。一是沒有與農(nóng)民運動配合,沒有創(chuàng)造根據(jù)地進行游擊戰(zhàn)爭,如果當時就在鳳翔一帶山里堅持游擊戰(zhàn)爭,情形就會不同。二是政治上的聯(lián)合政策還懂得不多,沒有和當?shù)氐母缋蠒?、有進步傾向的軍隊、民團搞必要的聯(lián)合,有時走到一個地方,連雞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對動搖分子沒有及時遣散。四是旗幟不鮮明,兵暴后仍打著白軍的旗幟,沒有提出明確的口號,群眾不了解,失去依靠?!?/p>

來源:《南梁紅色故事》節(ji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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