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王國維先生自投昆明湖算是無故離去嗎？在線等 王國維為什么要投湖?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早起盥洗完畢，即至飯廳早餐，餐后至書房小坐。王國維到達辦公室，準備給畢業(yè)研究生評定成績，但是發(fā)覺試卷、文章未帶來，命研究院的聽差從家中取來。卷稿取來后，王國維很認真地進行了評定。隨后，王國維和研究院辦公處的侯厚培共談下學期招生事，相談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給了五元鈔票，王國維即出辦公室。王國維雇了一輛人力車，前往頤和園。王國維吸完一根煙，躍身頭朝下扎入水中，于園中昆明湖魚藻軒自沉。

王國維為什么要投湖?

王國維自殺眾說紛紜。溥儀說為羅振立逼債而死最不靠譜。從時間軸上看，王之長子王潛明死于1926年9月26日，因其妻羅振玉之女羅孝純喪夫后與父回天津.羅與王之間互相推讓不要海關給的撫恤金2324大洋，及孝純留下資產(chǎn)577大洋，共3000大洋而交惡。羅給王的最后一封信為1926年11月3日，王投湖為1927年6月3日。時間相距七個多月，一無逼債之事，二時間差七個月，因此絕交信而猶豫七個月再去自殺，邏輯上顯然不通。殉清說，妻妾出軌說從時間上也不合理。王在6月2日遺囑中寫到“經(jīng)此世變，決無再辱“，說得明白，是“世變”而非”事變“。哪1926年五月有哪些“世變“？1926年五月蔣介石當總司令的北伐軍一路凱歌，打下鄭州，準備過黃向向北進軍，而自1926年三月以后湖南農(nóng)民運動風起云涌，許多鄉(xiāng)紳士人被游街戴高帽，與王國維齊名的湖南國學大師，藏書家葉德輝被農(nóng)協(xié)槍斃。1926年6月1日清華國學門有畢業(yè)式及師生敘談會，王及梁啟超均參加，而王亦神情正常。席間必談北伐及湖南農(nóng)運之事，有梁啟超5月31當晚給女兒的信為證。并說國民黨來后實行一黨專政，學術自由，獨立思想當受影響。王至當時尚為遺老，周未去天津見溥儀，當然怕被北伐軍而不容，而惶惶然。6月1日國學們同儕必會議論此事，恐懼之下，具有憂郁傾向王國維無膽量承受此”世變”而可能帶給他的羞辱，所以自墮昆明湖。陳寅恪的“殉文化”說，是他自已”獨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宣言，也是當時一批知識份子對國民黨獨裁的抗議之聲。但說王國維“殉文化說“則缺乏直接邏輯關系。為何汚水潑向羅振玉？羅振玉是保皇黨，后來當過偽滿州國的監(jiān)察院長及咨議大臣，失節(jié)渙名。溥儀及周作人同為漢奸，為表明自已將王之死歸于羅。以及后人抑羅揚王，否認羅之學術成就，就是政治主導的結果了。

對于王國維之自殺，當時許多人很自然地想到與屈原比較，那么，他們之間有什么異同呢？屈原是以死表白自己的忠君，從而得到世人的理解。而王國維并不要求他人理解自己的死亡，他也從未就自己的價值作過過多的闡述（不過他臨死前給學生題的落花詩值得回味，限于篇幅此處不贅）。也許他和屈原的根本不同在于他是為自己而死，而屈原是為他人（君王）而死。屈原之死從根本上說不過是“死諫”，而王國維并未想做“諫死之臣”，不然辛亥革命時他就應該“殉國難”了。民國后他雖然一度隱居，但后來仍然應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教。此因無他，只是由于王國維和儒家們不同的是在接受傳統(tǒng)價值理念的同時，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理論。終其一生，王國維一直在努力尋找中西文化的契合并希望中國文化能夠有新的發(fā)展。他在有限的歷史條件的限制下一直努力謀求超越，所以他很清楚當時的環(huán)境，更加明白清朝滅亡的必然，自然不會象屈原那樣為“諫”而死了。盡管我們不贊成自殺，但應該知道，迄今為止，人類在和死亡斗爭的漫長歷史中，一直處于被動地位，只有 自殺還多少表現(xiàn)出有限的主動性以及些許的勝利意味。也只有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才把王國維的自殺看成是人性真正的勝利，他自殺的純粹性正是人的價值所在，正是其自我的真正實現(xiàn)。面對這樣的死亡和這樣的人生，盡管我們必然有些傷感，有些悲涼，但在漫長而又短暫的人生之旅中，這傷感與悲涼何嘗不是我們脆弱心靈的慰籍，何嘗不是我們對現(xiàn)實社會之有限而偉大的反抗。王國維的自殺，其意義和價值就在于他喚醒了我們已經(jīng)麻木的良知，拯救了無數(shù)正在墮落下去的魂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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