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玉?越玉?大玉—史前玉器三大系在商周的遺痕（2021改訂版）

鄧淑蘋

（一）楔子

大約在公元前1021年的某一天，住在鎬京（今日陜西西安市長安區(qū)西北）的周王朝第二代天子成王病逝，太子釗在先王之廟接受冊命，即位為康王。整個儀式及陳設都詳細地記載在《尚書?顧命》中。從這篇寶貴的史料，我們知道在先王之廟陳設的玉器，分為「夷玉」「越玉」「大玉」三類。根據(jù)歷代注疏及當代學者的看法，這三個名詞的含意分別為：「東北的玉」「越地的玉」「華山的玉」。

這樣的記載證明，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末期中華大地上形成夷、越、羌三個族系的玉器文化，經(jīng)過公元前第二千紀，大約是夏代、商代，到了西周早期，人們?nèi)阅芊直孢@三種不同地域，不同族系的玉器風格。

那么合理推測，比西周成王、康王早了二百年的商王武丁時期（約公元前1250-1192年），人們當然更能分辨這三種不同地域，不同族系的玉器風格。這就可讓我們檢視，在「商王武丁與后婦好」的大展里，除了商代制作的玉器外，有哪些是新石器時代晚末期的玉器呢？這些「古董玉器」中，哪些是東北的「夷玉」？哪些是越地的「越玉」？哪些是華山地區(qū)的「大玉」？最后，讓我們從商人自己所雕琢的玉器，解讀商族的「尋根情結」。

（二）古文獻解析

「夷玉」「越玉」「大玉」三個名詞，在古代文獻中以「夷玉」出現(xiàn)的頻率最多，至少有三筆資料；「越玉」與「大玉」都只各出現(xiàn)一次；而只有在《尚書?顧命》中，三個名詞同時出現(xiàn)。

《尚書?顧命》是西周朝廷所存的紀錄檔案，史料價值很高。但學者們對「夷玉」「大玉」的解讀一致，對于「越玉」一詞的認知就不一樣了。原文記錄康王接受冊命的禮堂陳設為：「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p>

屈萬里教授的解釋為：「越，通粵，語詞」意指在此「越」是發(fā)語詞。[1]但是當代大師饒宗頤教授卻認為，考古發(fā)掘在浙江反山等地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應該就是《顧命》中所說的「越玉」。[2]

根據(jù)東漢的鄭玄注，「大玉」是「華山之球」，這里的「球」是指「美玉」。在《尚書?顧命》同一段落中，有「天球」一詞，鄭玄解釋為「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溉A山」位于今日陜西渭南華陰縣，即在渭水下游即將注入黃河一帶。

「夷玉」一詞除了《尚書?顧命》外，還出現(xiàn)于二處：

一、成書于戰(zhàn)國至西漢（公元前三世紀）間的《爾雅?釋器》中記載：「東方之美者，有醫(yī)無閭之珣玗琪焉」。東晉時郭璞為之作注：「醫(yī)無閭，山名，今在遼東」。

二、成書于東漢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的《說文》：「珣，醫(yī)無閭之珣玗

，周書所謂夷玉也。從玉旬聲，一曰玉器，讀若宣?！惯@里所謂的「周書」就是《尚書?顧命》。清人段玉裁對《說文》這段文字的注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他引了《爾雅》的記載，并認為：「醫(yī)無閭山名，在今盛京錦州府廣寧縣西十里。」他又認為：「珣玗

合三字為玉名，----醫(yī)無閭珣玗 皆東夷語。 」

須知古代文獻中常會同音通假，《爾雅?釋器》中的「珣玗琪」，應該就是《說文》中的「珣玗 」，而「醫(yī)無閭」山名，在西漢成書的《淮南子?墬形訓》中又寫作「醫(yī)毋閭」。應該就是今日在遼寧省錦州市境內(nèi)阜新縣東側(cè)的「醫(yī)巫閭」山。

筆者頗早即注意古文獻中有關「夷玉」的記載，1994年、1997年的兩篇拙文中，即根據(jù)文獻考證認為：今日在遼寧錦州境內(nèi)阜新市東側(cè)的醫(yī)無閭山，就是《尚書?顧命》《爾雅》《說文》中所記錄的醫(yī)無閭山，是出產(chǎn)「夷玉」—「珣」「玗」「琪」之處，也正合于今日考古發(fā)掘出土興隆洼文化及紅山文化玉器。[3]在此二文中，筆者并未明確認為「夷玉」是玉料？還是玉器？1998年秋在香港參加東亞玉器會議中，饒宗頤教授善意提醒我注意「珣玗琪」三字不能分開，三字合并是東夷語，是指玉器。筆者再確查原典，饒教授所言非常正確。那么，古文獻中所記錄的「夷玉」應該是指「醫(yī)無閭山一帶的東夷玉器」，很可能就是今日考古學上所稱的「興隆洼文化與紅山文化玉器」。但是，有學者未詳查醫(yī)無閭山的所在方位，及「夷玉」「珣玗琪」等內(nèi)涵，誤釋「珣玗琪」是遼寧岫巖所出玉料。[4]

（三）哪些是東北的「夷玉」？

整個東北地區(qū)在新石器時代時，流行制作一些圓鼓厚實的玉環(huán)、小璧、連璧、牙璧等，器緣及中孔周圍常磨薄，有時將中孔一處略作修凹形成梨形中孔，這樣可讓系繩勾懸于定點，不會晃蕩。四平山的墓葬中，牙璧常被懸飾在墓主的胸前。

展品圖一這件出土于殷墟婦好墓的牙璧，無論在泛淺綠微帶半透明的玉質(zhì)上、以及形制上，都是典型的小珠山中期文化遺物，所以它可能是婦好墓中最古老的一件文物了。仔細觀察，雕玉者技巧地將直條的切璞痕與河中籽料原有的傷疤同留一面，因而讓牙璧有個完美無缺的「正面」。

圖二與圖三看似簡單不太起眼的光素玉器，事實上，它們蘊含了非常深邃的玄妙意涵。

遠古時，散居在今日東北地區(qū)至山東半島的東夷族系，用美玉或其它質(zhì)才，創(chuàng)造了很多以「玄鳥」為母題，用來溝通人神的「法器」。不過，如果不是用能夠經(jīng)得起歲月摧殘的美玉制作的話，多半都已腐朽不存。即或有名的、高達四十五厘米的新樂文化木雕鳥形神柱，現(xiàn)在就只剩炭化的殘骸，無法展出實物。

參考圖A是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紅山文化晚期的玉鷹杖，圖B表示上下兩截中央接以木柄的模樣。上截的玉鷹鳥頭常被抽象化，但無論如何簡化，都要表現(xiàn)出鷹鳥勇猛厚實的彎喙，圖二這件展品就是簡化的鷹杖上半截。最初考古學家發(fā)掘到多件像圖二這種簡化了的玉鷹杖，但還不了解其內(nèi)涵，所以當時就命名為「勾形器」。

像圖三這件小巧的玉佩，其實是從圖C這類帶齒動物面紋玉飾簡化而成。雖簡化甚多，但還保持左右兩端大小不一的圓弧形，以及下邊一排以彎弧區(qū)隔形成的尖牙。

在它的正中央上方有一個兩面對鉆的小穿，因長期穿系佩帶，久磨而導致穿孔已破?；蛞虼擞衷谄渥笥腋饔幸粏蚊驺@鑿的小孔，從孔壁頃斜度大，孔壁留有清晰旋痕可知，所用的磨砂甚粗、鉆具不硬易磨損，推測這兩個小孔也可能是紅山文化時鉆成。器有正反面，反面器表還留有三截長短不一的管鉆痕，應是最初開璞所留。

（四）哪些是越地的「越玉」？

要談「越玉」，首先要確定商代、西周時，「越」字是指什么地方？

前文引述饒宗頤教授的高見，認為長江下游的史前玉器是「越玉」。但事實上，從商代卜辭可知，當時稱遍布今日湖北、湖南、四川、云貴的民族為「西越」。[7]這或許就是日后將整個長江流域的古代居民通稱為「百越」的原因吧!

公元前第三千紀后半，長江中游地區(qū)分布的石家河文化中并無玉器工藝。約在公元前2100年，文化產(chǎn)生突變，出現(xiàn)許多制作精美的玉器。突變的原因至今未有令人服眾的解釋。[8]曾有十多年，考古學界稱這突變后的文化為「石家河文化晚期」，也有學者建議稱作「肖家屋脊文化」。[9]2015年由于湖北天門石家河譚家?guī)X的發(fā)掘，出土大量精美玉器。目前暫依發(fā)掘者的定名，稱為「后石家河文化」。[10]

在這次「商王武丁與后婦好」特展中，圖四、圖五兩件是典型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約公元前2100-1700年。[11]但筆者懷疑其年代下限可能更晚約二、三百年。圖六則是受后石家河文化玉雕風格影響的作品。

圖四立鳥玉笄有著厚重彎勾的鳥喙，所描述的或是鷹鳥。鳥翼向身后收迭，但若將玉笄的尖端向上，就可看出鳥背中央淺浮雕一抽象的、頭戴象征通天法力「介」字形冠的神祖面紋。圖四中已有詳細說明。這樣的玉笄在構圖與意涵上都相似于前文圖A玉鷹杖，若像參考圖D般垂直插入發(fā)中，露出上半截的鷹鳥就是氏族信奉的「玄鳥」，對氏族成員具保護的法力。

湖南澧縣孫家崗曾出土兩件鏤雕玉器（參考圖E、F），被分別稱為「玉龍」與「玉鳳」的鏤雕玉器。曾因這樣片狀鏤空的玉雕風格僅出于湖南，未出土于被視為后石家河文化核心地區(qū)的湖北境內(nèi)，所以曾有學者建議暫稱為「孫家崗類型遺存」。

參考圖G、H、I三件都是二十世紀前半葉，流散歐美的精美古玉，分別典藏于美國芝加哥藝術所（Chicago Institute of Art）、法國巴黎西努齊博物館（Musee Cernuschi）、加拿大多倫多市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12]也是與孫家崗出土玉器風格相似。

但是2015年湖北譚家?guī)X發(fā)掘也出土不少這類片狀鏤空紋飾的玉器，證明它們都可歸入后石家河文化。此次展出發(fā)掘自安陽西北岡的玉頭冠飾（圖五）亦屬之。

參考圖J、K、L三件，分別出自肖家屋脊、大辛莊遺址，都是典型后石家河文化玉雕神祖像。圖J頭頂有凹槽，表示曾插嵌玉質(zhì)或其它質(zhì)地制作的「介」字形冠。

但是，若分析某些考古遺址出土玉器，就會發(fā)現(xiàn)后石家河文化在公元前1700年并未結束，還有待繼續(xù)探索。因為后石家河文化風格的神祖面像繼續(xù)發(fā)展演變。

參考圖M、參考圖N及展品圖六，分別出土自陜西張家坡西周遺址、江西新干大洋州遺址、河南安陽小屯商中期墓葬，它們都依循后石家河文化的構圖，但都已「走味」。凸弦紋的兩側(cè)原應該有的斷斷續(xù)續(xù)打釘線的痕跡幾乎不見，這或暗示它們已是用金屬工具雕琢；凸弦紋也變得寬扁；蜿蜒的曲線變得凝重，呈現(xiàn)越來越濃商族喜好的肅穆的藝術風格。

仔細比對可知，這三件也不是同一時期完成的，它們個別的特征配合出土遺址的年代，可以將之分別推斷于「后石家河文化至商早期」「商中期」「商中期晚段」。若是讀者對此段分析論證感到困惑，則請參考拙文。[13]

小屯331號墓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墓葬，它屬于殷墟一期偏早階段，也就是商中期的晚段，[14]在墓中雖有不少典型的當代青銅器、玉器等，但也有非本土的玉器。其一就是圖四的立鳥玉笄，另一件就是圖六這樣充滿后石家河遺風，但又似乎就作于商代的玉神祖。

? 在中原的一座商墓中集中出現(xiàn)來自南方的異域風格玉器，是否暗示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越地的某位睿智之士，北上到商王朝效命，所以帶來「越地」的古玉（圖四）與時作（圖六），是不是這樣呢？還有待更多的發(fā)掘與研究。

（五）哪些是華山地區(qū)的「大玉」？

如本文地圖所示，「大玉」是太行山以西，黃河上中游的玉器。主要範圍是黃河上游的甘青寧高原，與黃河中游的晉陜高原。

由于東北的興隆洼－紅山文化（位於本文所稱的「夷玉」範圍），與長江下游的凌家灘文化、崧澤－良渚文化，以及長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位於本文所稱的「越玉」範圍），較早被發(fā)掘研究，約上個世紀最后十來年迄今，考古學界一直流行著嚴重誤解：誤以為史前時代只有華東地區(qū)才有玉器制作，是在華東玉器文化向西傳播的影響下，黃河中游、上游才逐步發(fā)展玉器文化。

但近年玉礦調(diào)查、考古發(fā)掘，以及傳世器與流散品的綜合研究，讓我們逐漸認清黃河上中游既有豐富的玉礦，也有本土萌芽發(fā)展的玉器文化，最重要的是傳遞先民「天圓地方」宇宙觀，以及「制器尚象」、「同類感通」的感應哲理，都萌芽發(fā)展自黃河上中游。最早可溯自約公元前3500年的廟底溝文化。[15]

總言之，悠久的新石器時代約自公元前3500年以后，華西地區(qū)先民發(fā)展「天體崇拜」的信仰，制作帶中孔的圓形、方形玉石器，也就是圓璧、方琮，來禮拜天神地祇。這種玉器文化完全相異于華東地區(qū)「物精崇拜」信仰。后者是認為巫覡配戴、穿掛大量雕琢「神靈動物精靈」的玉器，才是溝通神靈祖先的不二法門。[16]

展品圖七是婦好墓出土的齊家文化玉琮。展品圖八是小屯丙組基址下埋藏的玉璧。這種帶中孔的方、圓形玉石器，大量出現(xiàn)于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1600年黃河上中游。玉琮從最早期扁矮、孔緣無射口的造型（廟底溝文化時期），逐漸在上下孔緣各出現(xiàn)淺圈形射口（客省莊文化階段），到約公元前2300年齊家文化早期，已發(fā)展類似圖七這般器形端正、射口明顯的玉琮。陜西西安楊官寨、陜西寶雞雙庵、甘肅天水師趙村正是這三個階段的典型遺址。[17]更值得關注的是雙庵遺址祭祀坑中保留璧與琮埋入時相對位置：方琮疊壓在半個圓璧上，或因土壓關係稍有錯位。此方琮孔緣冒出極淺的圓圈形射口，可能是為固定二者疊壓關系的設計。

由于華西地區(qū)黃河上中游史前先民的宗教儀軌，是將光素的圓璧、方琮，成組埋藏于無人骨、無陶器的祭祀坑中，多者可達四璧、四琮共埋一坑。[18]并非如信奉「物精崇拜」的華東史前先民，多將琢有動物紋各種玉飾穿戴、披掛在巫覡的身上，或縫綴在巫覡作法時穿的「寶玉衣」上。因此，悠悠歲月里，荒野中出土的光素厚實玉璧、玉琮，多被誤以為周代文物，出土后被隨意擺放，甚至當玉料改刀制器。

但是從玉料特征、制作工藝，可確知公私收藏中存有大量史前華西玉器。以「璧琮組配」儀軌履行「天體崇拜」信仰，也是后世數(shù)千年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成分。

圖八是一件雜然斑駁的蒼綠色素璧，圓周不正、厚薄不勻，頗大的中孔不對秤地由兩面鉆成，微歪斜，孔壁有旋痕。從玉質(zhì)及制作特征觀之，較可能是齊家文化晚期向陜北、甚至河套地區(qū)擴張，在晉陜高原發(fā)展的大孔璧，因為在晉陜地區(qū)的先民喜好將大孔璧與銅璧環(huán)等套疊做腕飾。[19]

商晚期時，圖八的蒼璧與圖九牙白色的凸緣璧同時被埋在小屯丙組基址下方夯土內(nèi)，可能各屬不同的小基址，但相距只有1.8公尺，在兩個璧的中孔都填有綠松石，白璧上還有紅色顏料；伴隨著其它人牲、獸牲或柴燎小坑，彼此間有一定的排列布局。[20]綜合觀察，這可能是建筑宗廟舉行墊基儀式時所埋。?

在古人心目中，玉璧是溝通神明祖先的法器，其重要性不用贅言。但值得注意的是，約公元前二千年前后的齊家文化喇家遺址，即在房址墻下地面平置一白璧、一蒼璧，更在二璧的左右各放置一件打擊成彎月形的玉料，顯然是特殊禮神的布局。[21]此一傳統(tǒng)數(shù)百年后又出現(xiàn)于小屯丙組基址中，確是研究古代祭祀非常重要的資料。

（六）從商代時作玉器解讀商族「尋根情結」

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中原的商王朝在武丁的奮發(fā)圖治下國勢達于高峰。經(jīng)由征戰(zhàn)、貿(mào)易，自四面八方獲得各種古玉。我們在殷墟遺址出土品中，可辨識出「夷玉」「越玉」與「大玉」。但是，就從圖一０這么一件小小的，瞪著大眼，卷著身軀的可愛玉雕「小獸」，就察覺到稱霸中原的商族，在全體族人共同記憶中，永遠懷念祖先發(fā)跡的東北。

武丁之前約二千余年，東北地區(qū)曾發(fā)展了輝煌的紅山文化，在牛河梁高高的山脊上還聳立著女神廟、祭壇、積石冢。紅山先民雕琢許多極富神秘色彩的玉器，如參考圖O這類帶著卷曲身軀的大耳朵「獸」就是紅山先民的代表性玉器；「獸」是指「胎生有毛的哺乳類動物」，圖O所表現(xiàn)的應該是哺乳類動物在胚胎時期的模樣吧。

所以，不論現(xiàn)在考古學界通稱圖O為「紅山文化的玉豬龍」，又多稱圖一０為「商代的獸形玦」，紅山先民與商人想表達的共同信念都是：動物的胚胎或幼蟲富含大量的元氣，用美玉雕琢動物的胚胎造形，或蟬、蠶等的幼蟲模樣，巫師們佩帶在身，就更具有通神的法力了。這也是前文所述華東史前先民「物精崇拜」的真實表現(xiàn)。

? 雖然相隔二千年之久，發(fā)跡自東夷，稱霸于中原的商人，憑著遙遠記憶創(chuàng)作了獸形玦，佩帶之、愛護之，從這樣的獸形玦，我們體察出商族的尋根情結。

后記：

本文原是配合2012年臺北故宮博物院舉辦「商王武丁與后婦好」大展所撰，曾發(fā)表于《故宮文物月刊》2012年10月，總號355。今配合近年考古學界新發(fā)掘資訊，以及筆者的深入研究，文字部份做了頗多修改。

本文插圖編號有二種，以數(shù)字編號介紹十件展品，其他參考圖則以英文字母編號。特此說明。

[1] 屈萬里，《尚書釋義》，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80。屈萬里，《尚書今注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

[2] 饒宗頤，〈紅山玉器豬龍與豨韋、陳寶〉《遼海文物學刊》1989,2，頁143。

[3] 拙作，〈古玉的認識與賞析—由高雄市立美術館展覽談起〉，《故宮文物月刊》，十二卷九期，總號第141期，頁38-65。拙作，〈由考古實例論中國崇玉文化的形成與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7），頁793-83。

[4] 楊伯達，〈珣玗琪考〉，《北方文物》2002,2。

[5] 澄田正一, 小野山節(jié), 宮本一夫，《遼東半島四平山積石塚の研究》，柳原出版，2008年。

[6] 趙賓福，《東北新石器時代的時空框架及文化系統(tǒng)》，《慶祝宿白先生九十華誕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7] 饒宗頤，〈殷代「西越」考〉，《東岳論叢》第二十六卷第三期，二００五年五月。

[8] 較多考古學者曾認為是受到黃河中游文化南下的影響，筆者認為是大陸考古學界中原中心論的僵化思維。

[9] 何努，〈試論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關問題〉，《三代考古》第二期，2006年。

[1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遺址2015年發(fā)掘的主要收穫〉，《江漢考古》2016年第1期。

[11] 大陸考古資料中對后石家河文化年代說法有出入，但比較可靠的年代上限約公元前2100年。

[12] 圖G、H、I分別引自：林巳奈夫，〈關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東亞玉器》，1998年。lizabeth Childs-Johnson, 1988年。Chinese Treasures of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1992年。

[13] 拙作，〈新石器時代神祖面紋研究〉，楊晶、蔣衛(wèi)東執(zhí)行主編， 《玉魄國魂—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tǒng)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277。

[15] 出土資料見：王煒林，《廟底溝文化與璧的起源》，《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6期。論證見：拙作：《“玉帛文化”形成之路的省思》《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拙作，〈從「東、西」到「南、北」—九千年玉文化的發(fā)展與演變〉，《故宮玉器精選全集?第一卷?玉之靈I》，臺北故宮博物院，2019年。

[16] 華西、華東地區(qū)就是地圖上米黃色、湖綠色兩大板塊，是地理學上所稱：第二階梯、第三階梯。二區(qū)塊交界處自北向南有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雪鋒山山脈鏈作為區(qū)隔。

[17] 楊官寨資料見注15。雙庵資料承蒙北京大學秦嶺教授告知，特此申謝。師趙村資料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師趙村與西山坪》，文物出版社，1999年。

[18] 甘肅靜寧后柳河村出土四璧四琮，因有一件玉璧破損未上繳，故最初誤報為三璧四琮。筆者2009年前往靜寧博物館查得真相并于近年拙文中多次披露。拙作，《論黃河上中游史前玉器文化》，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慶祝郭大順先生八秩華誕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8年。

[19] 拙作，《交融與創(chuàng)新－夏時期晉陜高原玉器文化的特殊性》，成都金沙博物館，《玉匯金沙——夏商時期玉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8,9。

[20] 石璋如，〈殷代壇祀遺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一本第三份，一九八０年。

[21] 葉茂林，〈齊家文化玉器研究〉，《玉魄國魂—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tǒng)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三）》，中華玉文化特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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