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廠的歷史
琉璃廠,在北京可算是極具文化味的地方。也許人們說起極具文化味的地方,往往會想象那是一個有大學或圖書館甚至是博物館的地方。可琉璃廠一帶并沒有這些,自古以來就沒有。人們想象的所謂有文化的地方都是作為政府項目修建的公共文化設施,可琉璃廠的發(fā)展卻沒有借助所謂國家財力。說得通俗一點兒,琉璃廠是憑借民間之力創(chuàng)造的、極富文化氛圍的地方。
好了,賣關子就到此結束吧。這琉璃廠是由書籍、字畫、古董、篆刻、文房用品等店鋪聚集而成的地方。在這里,你不一定非要買什么,只是單純逛一逛,偶爾溜進店里瞅一瞅,或者只為了呼吸一下琉璃廠的空氣都可以。因為抱著類似的愉悅心情來這兒的大有人在。話說,我每次到北京,無論停留時間多么短暫,如果不叫輛出租車去一趟琉璃廠,這心里總覺得缺點兒什么??鋸堃稽c兒說,如果不去琉璃廠溜達一圈,就好像沒來北京一樣。
那時的北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租車還沒有上路拉活兒的。如果你從飯店去琉璃廠,最好讓司機在那里等著你。每當需要等候乘客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司機都會把車停在琉璃廠的中國書店門前。因為那里有一塊兒稍大些的空地,還有樹蔭可以乘涼。
和王府井、大柵欄不同,琉璃廠出售的不是一般商品,所以那時來這里的人并不多。雖然東面連著大柵欄,但道路都十分狹窄。
根據出土的墓志等已經判明,十世紀左右琉璃廠一帶被稱作海王村。無論是元朝還是明朝,作為首都的北京都修筑過城墻,所以至少到明朝中期,琉璃廠這個地方還屬于城外。
海王村舊貌
中國的“城”是將全部街巷用城墻圍起來的地方。現在的北京街區(qū)還有城里和城外之分。明朝的成祖永樂帝從南京遷都至北京,那時城的范圍只是現在的城里。正式遷都是在1421年,百余年之后,由于人口不斷增加,原有的城里已無法容納,于是開始改擴建城墻。開始改擴建城墻的施工據說是1553年的事。因改擴建至城外,琉璃廠終于被劃進了城墻以里。
在清朝,城里是滿族居住地,城外是漢族居住區(qū),就像一種隔離政策似的。
明朝的書店街,據說都聚集在位于城里“禮部”的門外。這禮部就相當于日本的文部省,所以說聚集在那地方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但是,這書店街與我們印象中的書店一條街可大不一樣。這里的銷售對象是前來參加科舉考試的數萬名考生。不過,科舉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所以書店只在考試年份才會開張,屬于那種露天攤位書店。據說,這樣的書店街搬到琉璃廠是在清朝康熙年間(1662—1722)的后期。
正如名字所表示的那樣,琉璃廠是過去燒制琉璃瓦的窯廠所在地。據學者的考證,在這里建造窯廠是元朝世祖忽必烈在位的至元十四年(1277)以后的事。
帶顏色的琉璃瓦是專供朝廷使用的,民間是斷然不能用的。因此,不用說這里建造的肯定是官窯了。
明朝的永樂帝在遷都北京的那個時期,自然是琉璃瓦需求最大的時候。其實,不僅是琉璃瓦,修建皇宮用的木料和磚(灰色的磚)等的需求量都十分龐大。為此,明朝為了建都設立了五大廠。以太廟為首的各種祭祀建筑特別需要大量的木材,負責籌措調運的便是神木廠;而一般皇宮用料由大木廠負責;磚等的燒制歸黑窯廠;基礎施工材料則由臺基廠提供;還有燒制琉璃瓦的琉璃廠,算下來共五個大廠。
故宮琉璃瓦
如今的琉璃廠地處市中心,但在明朝初期它地處城外,據說當時這一帶是緊鄰茂密森林的地方。因為要建造窯廠,可提供充足的燃料是必須滿足的選址條件。使用的黏土(陶土)產自北京的西山。當年這附近有一條河,現在被填埋甚至蹤跡全無了,西山的黏土應該就是利用這條水路運輸的。就是現在,距琉璃廠很近還有個叫天橋的地名,這表明附近確曾有河川的遺跡。
所謂宮殿,就是需要不斷新建、增建、改建的地方。紫禁城十分宏大,還有分散在各處的離宮,因此即便在皇宮建好之后,五大廠于明朝期間都沒有被廢除,工作從未間斷。
明朝滅亡之后,李自成曾火燒紫禁城,為此清朝初期的五大廠可謂好一陣子的繁忙。但是,龐大規(guī)模的施工一旦結束,五大廠的續(xù)存事宜對大清朝而言也可謂燙手的山芋吧。如此這般之后,琉璃廠便轉讓給了民間,宮廷用的琉璃瓦只在需要時向民間采購。
到了此時,想必附近的森林早已砍伐殆盡,這一帶的城鎮(zhèn)化也肯定是日新月異。民營的窯廠就算能維系下去,其規(guī)模也一定縮小了不少。窯廠在縮小,當然空閑土地就會增加。而該地區(qū)的權勢之人為了這一帶的繁榮,自然會想方設法地充分利用空閑的土地。
最快捷的辦法就是招攬露天擺攤的商人。于是,琉璃廠的露天市場就這樣誕生了。琉璃廠的轉讓據說是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開始大概是各種雜貨的露天市場吧,但逐漸行業(yè)的種類被歸集,古書、字畫、文房用品占據主流,形成了現在琉璃廠的雛形,應該是這樣的吧。
不得不說,滿族在城里、漢族在城外這種分別居住的現象也是形成琉璃廠市場的一個原因。因為書籍或字畫的愛好者以漢族居多。
官窯時代的琉璃廠,并非只燒制琉璃瓦。這里也燒制類似故宮或北海公園的“九龍壁”那種雕刻著各種圖案的琉璃磚雕。宮廷內裝飾的陶瓷器皿雖然多為景德鎮(zhèn)制品,但建筑的附屬陶瓷裝飾制品則一定是出自琉璃廠。
琉璃廠從主要燒制琉璃瓦,到開始制作這類工藝品,這里自然而然匯聚了不少懂得欣賞藝術之人??梢?,這一帶與古董字畫之淵源也絕非唐突之事。
清朝的乾隆皇帝為了編篡《四庫全書》,下令征集古今群書是1772年的事。征集天下所有書籍,再從中挑選好書進行編篡,緊接著還要對這些被許可的書籍添加標題和解說。這的確堪稱一件偉業(yè)。當然,這偉業(yè)本身也存有所謂禁錮思想、言論鎮(zhèn)壓之目的。我們不該忘記,在編篡《四庫全書》這一偉業(yè)背后,大清朝將視為危險的兩千多種書籍劃為禁書這一事實。
乾隆皇帝像
但是,在那個時代,由于是皇帝的圣旨,人們到處尋書的熱情十分高漲,掀起了不小的圖書熱潮。而為了編篡《四庫全書》,大批的學者被從外地宣進京城。他們幾乎都是漢族人,好像就住在城外距離官府較近的北部地區(qū)。他們自然也成為書商的???。可以想象,書商根據皇帝的圣旨在尋書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因這次圖書熱潮而發(fā)財的人自然是有的。發(fā)了財,露天攤位商人慢慢開始擁有了店鋪。于是,琉璃廠一帶變成了書店街。乾隆皇帝親自主導的《四庫全書》,收納圖書有三千四百五十八種,約八萬卷,這些書籍均由毛筆抄寫而成,最后編篡制作成七部《四庫全書》。這七部《四庫全書》有五十余萬卷,由匯集于北京的學者毛筆抄寫,那么當然少不了筆、墨、紙、硯,而采購這些的商人自然大受恩惠。于是他們在琉璃廠也有了店鋪。不言而喻,在向官府供貨的同時,也會滿足學者私人的需求。
在抄寫《四庫全書》之前,當然還有校對的工作。內府的藏書由翰林院提供,學者們在那里工作,但據說工作時間是從早晨到正午,下午就返回駐地。雖說是回到住處,但工作仍要繼續(xù)。四庫館的學者們從官府回到住處之后,經常去的地方便是琉璃廠。因為校對這工作,必須盡可能地查閱各類不同版本的差異之處。
在當時,還是江南地區(qū)的藏書最為豐富,從江蘇、浙江向北京運送書籍可是一本萬利的。據說,乾隆期間最有名的書商就是陶氏的五柳居和金氏的文萃堂了。
有人說,琉璃廠的書商中,以江西人,特別是江西的金溪人居多。這大概與日本公共澡堂的經營者以越后地區(qū)的人居多是一個道理吧。我想,可能早期有江西出身的書商,生意成功后將家人、親戚、同鄉(xiāng)叫來打工。久而久之,這些人不斷各自獨立,形成了一種非江西人就難成為書商的態(tài)勢。
書商雖是商人,但做的是文化產業(yè),因而不乏對文化有深刻理解的店主。于是,除了收集書籍,也有人開始涉獵出版業(yè)。其中自然也有不計盈虧出版的書籍。和現在的出版印刷業(yè)不同,那時都是雕版(刻版),是非常耗時費力的一項工作。
一次性買斷那些若放任不管則難免遺失、失傳的珍品,這大概也算是琉璃廠書商的功德之一吧。例如,琉璃廠的延慶堂劉氏曾一次性買斷《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棟亭的藏書就是其中一例。
不管怎么說,因琉璃廠書店復刻的書籍而獲益的讀書人絕不在少數。
現在的琉璃廠已完全沒有了書店街的性質。除了那門前被出租車當作等候乘客場所的中國書店,你已經很難再見到書店模樣的店鋪了。這是因為到了二十世紀,書店和出版的形態(tài)發(fā)生了改變。像新華書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還有美術出版社、文物出版社這類現代化的出版社一個接一個地不斷涌現??梢哉f,琉璃廠的手工制作出版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中國書店
根據王冶秋氏的《琉璃廠史話》,解放后,在國家開始收集、整理失散的古書時,琉璃廠的書商們運用自己的經驗,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珍貴的古書等,與其由私人珍藏,不如存放在圖書館服務于更多有需求的人。解放后,由于琉璃廠那些從事有關書店工作的人,其工作主要轉為協助大學或圖書館收集或尋找古書,因而也就不太需要店鋪了。
有了如此的變遷,現在的琉璃廠讓人看上去才更具字畫、古董、篆刻、文房用品的品相。
在中國,把字畫古董商的行為稱作“古玩行業(yè)”。松竹齋或清秘閣等店鋪在清朝末期是很有名望的。這些店鋪一般也做文房用品的生意,而且是高檔品。當時他們的店鋪都會出售詹大有或胡開文的墨、賀青蓮或李玉田的毛筆、陳寅生的銅刻、周全盛的折扇等名家的作品。
據十九世紀末夏仁虎的《舊京瑣記》記載,琉璃廠的急速衰落皆因清朝廢除科舉制度。但即便如此,琉璃廠還是勉強生存下來了??催^魯迅的日記可以知道,魯迅似乎每年都會到琉璃廠購買文物或碑帖。
但是,清朝末期以后的琉璃廠也曾有難以啟齒的污點。即確曾有過商人甘愿充當珍貴文物流失海外的渠道。
就在解放前夜,古玩行業(yè)在琉璃廠已成為主流,遠遠超過了書店行業(yè)。那時有一部分古董商人帶著他們的寶貝商品逃亡至香港。
現在琉璃廠的主角當屬“榮寶齋”吧。在制作名人字畫復制品方面,該店的技術十分高超。新中國成立以后,文物由國家管理,嚴禁珍貴文化遺產流向海外。但凡被認定在國內有保存價值的文物當然就不能擺放在店面里。但是,允許制作精致的復制品。
20世紀20年代榮寶齋的門臉
關于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審核標準我們無從知曉,但聽說同一畫家的作品,有的嚴禁帶出境外,有的則允許帶出境外,算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吧。
琉璃廠的店面之物當然僅限于允許帶出境外的。若是原作的復制品,無論是字畫或工藝品,總會在某一處蓋有文物管理委員會的蠟印。我想,這算是審核的結果,即允許帶出境外的標記吧。
據前面提及的王冶秋氏那本《琉璃廠史話》記載,榮寶齋在解放前夕幾乎處于破產狀態(tài)。當時內亂的北京處于可怕的通貨膨脹之中,這讓琉璃廠的生意實在做不下去。直到解放后榮寶齋才重獲新生,并成為現在足以代表琉璃廠的店鋪。
榮寶齋店鋪正面懸掛的商號匾額是郭沫若的筆跡。在過去,為商家店鋪的商號牌匾揮毫是高官和大家學者所不屑之事,但唯有琉璃廠的商家招牌是個例外。例如,康有為給長興書局、曾國藩給龍威閣、潘祖蔭給寶森堂、翁同龢給寶古齋和尊漢閣的商號牌匾都曾提筆揮毫。
除了榮寶齋,幾乎都是像北京文物店或是首都刻字廠這樣的名稱,具有古風的店名已經很少了。不過呢,這好歹還算是有個店名,因為有的店鋪甚至沒有商號招牌。有些店鋪被稱為第幾十幾號,只要你用門牌號去打聽,琉璃廠的人好像就知道那家店是賣什么的。
現在,所有的店鋪都是國營的,因為彼此之間沒有什么競爭關系,如果你要買的東西這家店沒有,你盡可直接打聽“去哪里可以買到”,店家一定會告訴你,門牌號是多少多少的那家店有賣。
我第一次去琉璃廠的時候,榮寶齋還是老店鋪的樣子。現在是經過翻新的店鋪,據說還要擴建。是的,已經到了北京烤鴨店都開始建造大酒樓的時代了,那么代表琉璃廠的榮寶齋變成現代化的大廈也是不足為奇的,只是這樣一來,也許在一段時間內我們會不太習慣吧。
榮寶齋
榮寶齋的對面有一家相當古色古香的文物店。我每次去榮寶齋都會順路進去看看。記憶中,這家店鋪好像沒有懸掛類似商號牌匾的招牌。這里的法帖很多。我在這里買過端溪的硯和壽山石的文鎮(zhèn)。這里光線幽暗適度,很有經營古老文物的店鋪風格。
中國書店對面的汲古閣雖然經營著三彩陶器復制品和畫像石的拓本等物,店內的氛圍卻十分明快。
從這里向東,有專門經營毛筆的店鋪,還有擺放著零散小古董的店鋪、字畫的店鋪和宮燈的店鋪等,至于有沒有店名我沒有記憶。只記得那家字畫的店鋪是稱呼門牌號碼的。
首都刻字廠還要往東,聽說日本游客經常到這里給自己篆刻個圖章。前面提到的《舊京瑣記》中說,琉璃廠的篆刻家都是金陵人,即出生于南京的人。此書記載的是清末發(fā)生的事,如今會怎樣呢?我曾試著問過,得到的回答是沒那回事兒。
篆刻家不僅是雕琢文字,還要篆刻印章的印鈕(也稱印紐、印鼻,印章的一種裝飾)。這里有幾位很著名的篆刻家,我讓李文新先生為我篆刻了幾枚印章。李先生在琉璃廠也算是屈指可數的名家,書法也十分了得,我也珍藏了幾幅他的墨寶,不知他現在怎樣。
除了李文新先生,我知道琉璃廠的篆刻家中還有柏濤先生、硯波先生等人。
再以北京烤鴨舉個例子吧。全聚德的店名改稱“北京烤鴨店”,這店名的確讓人覺得很不討巧。但聽說不久的將來要恢復原來的店名了。包括琉璃廠在內,希望更多的店恢復以往那些十分親切的名稱。像“北京市文物店”這類店名,反正我覺得不像是琉璃廠的店名。
文化遺產是富有個性的產物,人們當然希望經營它的店名也是有個性的。
清朝初期有兩大詩人吳偉業(yè)(梅村)和王士禎(漁洋)。這二人均與琉璃廠有很深的淵源,在最后說一說他們的奇聞軼事吧。
吳偉業(yè)在琉璃廠曾作詩描繪過燒制宮廷器物的景象。這首詩作于明朝末期。
琉璃舊廠虎坊西,
月斧修成五色泥。
偏插御花安鳳吻,
絳繩扶上廣寒梯。
王士禎的家在琉璃廠一帶,據說就位于火神廟西側的胡同里。當時,建有窯廠的琉璃廠曾修廟宇祭祀火神。因詩人的家就在附近,故稱其為“古藤書屋”。
王士禎像
兩位詩人幾乎是同時代的人。吳偉業(yè)在其琉璃廠的詩中吟誦了燒窯的情景,并未言及書店。這是因為琉璃廠在四庫館開設之前還沒有形成書店街的模樣。
而酷愛讀書的王士禎雖然身居琉璃廠,但在其詩中也未言及書店。因為當時的古書市場在慈仁寺一帶,坊間傳說,只要到慈仁寺就可見到王士禎。
王士禎以其琉璃廠居所的“漁洋故居”為題寫過很多詩作。下面這首詩是其中之一。
漁洋詩老定前身,
檻外藤花發(fā)興新。
歷遍枯榮存古態(tài),
相看況是百年人。
? 完 ?
本文內容選自《1964年的便箋》(陳舜臣隨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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