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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詔:《金瓶梅詞話》是一種揚州評話

《金瓶梅》作為一部小說,原是沒有異議的。

一九三二年發(fā)現(xiàn)《金瓶梅詞話》(以下簡稱 《詞話》),經(jīng)過對讀??保l(fā)現(xiàn)其中文字頗有出入,于是引起了對這部作品的體裁問題的爭論。

一種意見認為,《詞話》是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的作家個人的獨立創(chuàng)作[[1]];另一種意見認為,《詞話》是根據(jù)歷史積累的民間說唱材料改編加工而成的集體創(chuàng)

作[[2]]。

筆者是支持“集體創(chuàng)作”說的,傾向于《詞話》是民間流傳過、又經(jīng)文人潤色過的說唱材料。

至于是哪一種說唱材料,似乎也有線索可探,我的初步意見是揚州評話。現(xiàn)謹將一孔之見端出來,敬請專家、學者不吝賜教。

萬歷本

《詞話》中有許多地方明顯地帶有說話人的語氣,這是許多研究者早已注意到的。

也有認為,這是中國古代白話小說沿襲、模仿話本的套話,不值得深究。但我認為有兩處卻非同一般,是必須高度重視的。

《詞話》第三十回寫到“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擔,自從離了清河縣,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饑餐渴飲,夜往曉行。正值大暑炎蒸天氣,爍石流金之

際,路上十分難行。評話捷說,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

這里第一次提到“評話”。

《詞話》第七十回,西門慶與夏提刑兩家二十余人,離了清河縣,去東京謝恩,”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紅塵,夜宿郵亭旅邸,正是:意急款

搖青氈幙,心忙牽碎紫絲鞭。評話捷說,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來?!?/p>

這是又一次提到“評話”

一般說,古代白話小說帶些說話藝人的語調(diào),如寫上“看官請聽”,“聽我慢慢說來” 之類的套話,那是不足為怪的 。

但上述二例直言“評話捷說”,自我表白伎藝和體裁性質(zhì),卻極為罕見。

如果《詞話》是作家個人創(chuàng)作的案頭小說,那末此處盡可用“閑話少說”或“且說”筆帶過,是決不會無端扯到評話上去的。

唯有說書人的習慣用語,才會無意中透露出作品性質(zhì)的消息,這是提供我們研究問題、解開謎底的兩把極可貴的鎖鑰。

評話也作平話,是元代人稱講史的一種習語。

《永樂大典》目錄卷四十六收有平話二十六卷,如《全相武王伐紂王平話》、《全相秦并六國平話》、《新全相三國志平話》、《新編五代史平話》等等,

這些都是元代的平話,足見元代平話之盛。

據(j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十四雜史類存目三《平播如末》的一條附注云:“按 《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伙,皆優(yōu)人以前代佚事敷衍成文而口說

之?!?/p>

又明·蔣大器在《三園志通俗演義》序里也說:“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今瞽者演說,其間言詞鄙謬,又失之于野, 士君子多厭之?!?/p>

這都是“評話”一詞的絕好注腳。

明清兩代的說書,仍沿用評話的名稱。如明末董說《西游補》第七回云:

項明又對行者道,“美人,我今晚多吃了幾杯酒,五臟內(nèi)結(jié)成一個傀儡世界,等我一當講評話相伴,二當出氣”……

項羽道: “既是美人不睡,等我再講評話。”

又如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二“虹橋”條中云:

評話盛于江南,如柳敬亭、孔云霄、韓圭湖諸人,屢為陳其年、余澹心、杜茶村、朱竹垞所賞鑒。

以上史料說明,評話原是一種以歷史故事為題材的以散說為主的表演藝術(shù),其中雖然插入一些詩、詞、韻文,卻是念誦的,而不是歌唱的。

當然,到了明清兩代,評話已經(jīng)不限于講史,拓展到公案、靈怪、樸刀、煙粉等內(nèi)容,但它仍是“下里巴人”喜聞樂見的一種通俗性的曲藝形式。

《金瓶梅》一書中自稱為“評話”,是符合上述社會歷史背景和體裁格式的。

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書影

至于為什么書名稱《詞話》而不稱“評話”,那是因為元明兩代,“詞話”是說唱文學的泛稱,凡是有說有唱的伎藝和作品,都可以“詞話”二字涵蓋之,

評話也包括在內(nèi)。

如袁于令《雙鶯傳》雜劇第四折《羽調(diào)排歌》云:

(小旦)一面差人去請柳麻子說書,混賬到天明罷了。…… (小旦)說詞話,間戲嘲,管教胡亂到今霄。

這里的“柳麻子”就是明末以說評話聞名的柳敬亭,是只說不唱的說書先生。 但習慣上仍可稱“說詞話”。

又如《水滸傳詞話》,原是韻散夾用的說唱詞話,但后來刪去唱詞,仍保留“詞話”的名稱。 所以散說的評話冠以“詞話”書名,是并不抵牾的。

有人認為,揚州評話是明末清初的產(chǎn)物,是柳敬亭創(chuàng)始的。

其實,在柳敬亭之前,揚州評話早已存在,其流傳范圍也不限于揚州一地,江蘇北部南京、鎮(zhèn)江等地都有揚州評話。

不過柳敬亭技藝高超,名噪一時,因而揚州評話才成為評話中的一支有影響的獨立流派而為士大夫們所賞識稱道,名聲漸著。

明·張岱《陶庵夢憶·柳敬亭說書》云:

南京柳麻子,黧黑,滿面?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十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p>

余聽有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發(fā)。然又找截干凈,并不嘮叨。

有時聲如巨鐘,說至筋節(jié)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

武松到店沽酒,店內(nèi)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翁翁有聲,閑中著色,細微至此?!?/p>

每至丙夜,拭桌剪燈,素瓷靜遞,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面使之諦聽,不怕其齰舌死也?!?/p>

清·吳偉業(yè)《柳敬亭傳》亦云: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

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騿柹螏煟?/p>

生日:“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云間莫君后光?!薄?/p>

以上對柳敬亭說揚州評話的造詣作了繪聲繪色的描述,并對他既有師承又有獨創(chuàng)的習藝過程作了介紹,有助于我們對揚州評話的藝術(shù)特色和歷史淵源的了

解。

現(xiàn)在我們來看看《詞話》是不是與揚州評話的特點相符合。

第一,《詞話》 以北宋末年的一段歷史故事作為背景,文中煞有介事地記述朝代年號、真實地點,以及一大批歷史人物,這仍是講史的余緒、評話的傳統(tǒng)。

但明代的揚州評話畢竟有了新的衍變。它的題材已經(jīng)開拓到社會深層,描寫對象已經(jīng)從帝王將相、英雄豪杰發(fā)展到市井各色人物,故事情節(jié)更集中到一家一

戶,結(jié)構(gòu)也更完整嚴密,而不象元代評話那樣是幾個短篇的似斷若聯(lián)。

第二,揚州評話素以刻畫人物、描寫細節(jié)細致入微著稱。

《詞話》在藝術(shù)上的特點也是在塑造人物上最為成功,特別善于用語言表現(xiàn)人物性格,聞其聲而知其人,這正是說書先生的拿手好戲。

《詞話》中為什么會有南北語言雜用的情況?據(jù)我的推測,一方面固然由于揚州地處南北的交通要道,萬商云集,五方雜處,南腔北調(diào),應(yīng)有盡有;

另一方面也由于說書人為了描摹書中人物的口吻,故意使用了一些山東方言。

此外,還不排除文人、書商在刊刻成書時的改動,從而使書的語言更趨復(fù)雜化、不規(guī)范化。

第三,揚州評話以說《水滸傳》最為著名,其中尤以《武十回》作為傳統(tǒng)的保留書目。

可以想見,《金瓶梅》就是從千錘百煉的《武十回》中派生出來的母子篇。

有的研究者還指出《金瓶梅》的結(jié)構(gòu)也有《水滸傳》那樣以十回作為一個大段落的傾向,我認為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這正是說評話的痕跡所在。

第四,《詞話》 的聽眾,無疑主要都是大江南北城市里的下層群眾。

他們處在明代晚期淫蕩縱欲的社會風氣下,不能不受庸俗的低級趣味的影響,因此,《詞話》有大量的淫穢內(nèi)容作為自己的特色,這也是說書藝人招攬、吸

引聽眾的一種生意經(jīng)。

特別是第八十七回武松殺嫂祭兄以后,按理說已接近尾聲,可以壓縮內(nèi)容,交代情節(jié),用不太多的篇幅終結(jié)故事。

可是說書人大概為了滿足某些“嗜痂成癖”的聽眾心理,仍然硬插進許許多多不必要的色情描寫,這是一般作家決不會妄作的蛇足。

第五,揚州評話一般都帶有地方色彩,著意渲染本地的風土人情。

《詞話》 雖然說的是山東清河縣的故事,但根據(jù)我的考證,其中述及清河縣的地理環(huán)境、公署設(shè)置、街坊寺觀以及風俗習慣等等,幾乎絕少與清河縣的實際

情合榫[[3]]。

相反,寫到揚州的地方,卻處處極為準確,足資考信,現(xiàn)舉數(shù)例于后:

1.第四十七回,“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內(nèi),有一個苗員外,名喚苗天秀?!?/p>

這里,稱“揚州廣陵城”是有根據(jù)的。

據(jù)嘉靖《維揚志》卷二“建革志”記載,“宋太宗淳化四年分天下為十道,此屬淮南東路。揚州統(tǒng)江都、廣陵二縣?!?/p>

《金瓶梅》寫的是北宋的故事,所以作者沿用北宋的地名。

2.第四十七回,寫苗天秀之寵妾刁氏,“原是揚州大馬頭娼妓出身?!?/p>

揚州自古以來就是娼妓歌女薈萃之地,尤以人口稠密、商業(yè)繁榮的河道馬頭最為集中。

據(jù)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九“小秦淮錄”記載,“令揚州畫舫皆在城外,惟大東、小東二門馬頭在城中”,

“小東門馬頭在外城腳, 城腳有五敵臺,畫舫馬頭有三:一在釣橋下,一在頭巷,一在二巷。”

可以想見,畫舫馬頭附近,皆秦樓楚館也。此處寫刁氏出身地點,甚確。

3.第四十八、四十九回,寫陜西等三邊開引種鹽。

喬大戶在高陽關(guān)納三萬糧草,坐派淮鹽三萬引。西門慶托蔡御史到揚州后早些支放,蔡御史一口答應(yīng)比別的鹽商早掣取一個月。

按:據(jù)《明史·食貨志》,明代鹽法,招商人納粟邊疆,開中鹽引,按所納糧及應(yīng)支鹽數(shù),給予鬻鹽。

如于大同倉入米一石,給淮鹽一小引(二百斤)。但后來鹽法漸壞,鹽商納糧后,下場候掣,動輒數(shù)年,無利可圖,深以為苦。

《詞話》中寫蔡御史大放交情,答應(yīng)比別的鹽商早掣一個月,這就無形中給喬大戶以特殊優(yōu)惠,讓他早運早賣,可獲暴利。

4.第七十七回,寫苗青替西門慶使了十兩銀子“拾了揚州衛(wèi)一個千戶家女子,名喚楚云?!?/p>

據(jù)嘉靖《維揚志》卷十“軍政志”,“國朝揚州兵制,有揚州衛(wèi)指揮使司,其屬經(jīng)歷司,文職,贊幕者也。鎮(zhèn)撫司,武職,理問者也。左、右、中、前、后

五千聲所,在城鄉(xiāng)治各軍者也。”

又,《明史·職官志》也稱:“每衛(wèi)設(shè)前、后、中、左、右五千戶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wèi),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千戶所?!?/p>

千戶,就是千戶所的長官。

5.第八十一回,寫韓道國和來保攜妓“日逐請揚州鹽客王海峰和苗青游寶應(yīng)湖?!?/p>

按:明代,寶應(yīng)縣屬揚州,寶應(yīng)湖在寶應(yīng)縣西。

嘉靖《寶應(yīng)縣志略》卷一“地理志”,“湖有清水湖,在縣南,范光湖在縣南十五里;灑火湖在范光湖之西,近衡陽;又西為津湖,接連高郵四湖,匯而為

一,俗總呼為‘范光湖’,道路人‘寶應(yīng)湖’,所謂鐵寶應(yīng)者是也。西望浩淼無際,東障以堤,西風間作怒濤,卷地相推,而直奔東岸,橫激堤石,掀涌濆薄,

漕舟一觸而碎?!?/p>

明·曾棨有《過寶應(yīng)湖》詩云:“茅屋自成聚,門前湖水流。平蕪遙見塔,小港曲通舟。插日留飛燕,帆風起白鷗。江湖多逸興,況是及春游。”可見當時寶應(yīng)

湖也是一個游覽點。

除此以外,《詞話》中提到揚州風物、習俗、方言之處還有很多,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贅述。

《寶應(yīng)縣志》

當然, 我們?nèi)绻呀陙沓霭娴耐跎偬每谑?、揚州評話研究小組整理的揚州評話《武松》一書,同《詞話》對讀比較,似乎在作品體裁和文章風格上都有較

大的差別。

其實,這是并不奇怪的。我認為,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詞話》,顯然是經(jīng)過文人、書商們刪改過的節(jié)本,而不是象王少堂《武松》那樣根據(jù)原話實錄整理的繁

本。

而且我可以斷言,凡是歷史上流傳下來的話本,都是經(jīng)過壓縮的節(jié)本,不可能是繁本。

由于古代書寫印刷條件的限制,如果句句照錄,必然不勝其煩。

所以不得不緊湊內(nèi)容,精煉文字,從而使話本都具有案頭創(chuàng)作的小說的性質(zhì)。

揚州評話的表演形式多為一人坐說不唱,但《詞話》中部有大量的散曲、小令、寶卷、佛曲等等,這個問題如何解釋?

據(jù)我看,《詞話》中包含的曲藝形式的多樣性,正好反映揚州是一個曲藝之鄉(xiāng)??赡墚敃r就有這樣的評話藝人,為了加助聽眾的興趣,在評話中穿插一些流

行的演唱小品,而且多才多藝,無所不能,就象上海獨腳戲演員那樣,仿效能力很強,樣祥精通,可以活躍說書時的氣氛。

這是一個猜想,尚待論證。

至于為什么當時著名的文人、學者如袁宏道、袁中道等人的記述中都說《金瓶梅》從未見流傳,“從何得來”呢? 那也不奇怪。

我們不妨去問何說書藝人,千百年來,有多少書目能刻印成書?又有多少書目能見諸于文獻資料?

中國文人歷來不重視民間文藝,一貫讓它們自生自滅,今天我們能夠知道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我們能不能由于未見刊本和著錄而不承認它們的存在呢?

但是,《詞話》 卻是一部確實在民間流傳過的評話,這是有歷史記載的。

明·張岱《陶庵夢憶·不系園》條云:

甲戌十月,攜楚生住不系園看紅葉,至定香橋,客不期而至者八人:

南京曾波臣、東陽趙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陳章侯、杭州楊與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

余留飲,章侯攜縑素為純卿畫古佛,波臣為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絃子,羅三唱曲,陸九吹簫。

與民復(fù)出寸許界尺,據(jù)小梧,用北調(diào)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

這段引文記的是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的事情,離東吳弄珠客為《詞話》寫序的萬歷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僅僅十七年的時間。

而且從行文語氣看,“出寸許界尺”,顯然是指用醒木擊桌加助氣氛。

“用北調(diào)說《金瓶梅》一劇” ,應(yīng)是指用北方語調(diào)(即所謂“南腔北調(diào)”之“北調(diào)”)散說《金瓶梅》的一幕或一段。可見以《金瓶梅》為題材的說書,極有

可能在《詞話》出版之前就已經(jīng)流行于民間,它的傳播范圍已經(jīng)遍及大江南北,因而有南調(diào)北調(diào)之分。

張岱生活在南京、揚州一帶,聽慣的是南調(diào)的《金瓶梅》,或許就是揚州評話的《金瓶梅》,所以他在這里加重語氣,著意標出“北調(diào)”,并對此特別感到新

鮮發(fā)噱。

我認為這條資料是我們研究《金瓶梅》原始形態(tài)的一條重要線索。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上海

注釋:(從略)

文章作者單位:解放日版社

本文獲授權(quán)刊發(fā),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集》,1988,齊魯書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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