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震驚天下的石碑證明唐朝時基督教就已經(jīng)傳入中國
明天啟三年（1623年），西安府出土了一方奇怪的石碑。這塊石碑碑額上刻十字架，題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以漢文鐫刻，碑側和下方為一種神秘的文字（敘利亞文），對照刻了72個景教僧侶的名字。碑通高353厘米，寬103厘米。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當時的人們依稀記得，“大秦”是西方的一個古國，而這個景教也是一個神秘的宗教。
實際上這方碑刻立于唐德宗李適建中二年（781年），記載的是沿絲綢之路東來唐長安城的一脈波斯傳教士，所傳之教號稱“景教”，實際上也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
明天啟年間，有個叫金尼閣的傳教士恰巧在西安附近傳教，恰逢“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不久，金尼閣成為最先看到此碑的西方傳教士。他對此碑進行了認真的研究，考訂了李之藻關于該碑的注釋，并將碑文譯成拉丁文，轉由山西的傳教士羅雅谷寄回羅馬，這是景教碑的第一個西方文字譯本。
此事引起入華耶穌會士和西方世界的高度重視。因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陜西出土，證明了早在唐代基督教就開始傳入中國。
金尼閣
西方各國有不少的傳教士得知此事，爭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譯成拉丁文寄往歐洲本國。當?shù)厝伺麓吮凰麄儽I走，秘密地把碑抬到附近的金勝寺內，豎起來交寺僧保管。
然而這個碑還真的差點被西方人偷走。
20世紀初，一個叫傅里茨·何爾謨（Fritz Halms）的丹麥人出三千金買下此碑，準備偷偷運往倫敦。但是因為碑太重，不好搬運，很快就被當?shù)孛癖姲l(fā)現(xiàn)并報官。清廷得知，立刻通令陜西巡撫制止，陜西巡撫派陜西學堂教務長王獻君與何爾謨協(xié)商，最后何爾謨同意廢除購買合同，但何爾謨獲準復制一個大小相同的碑模帶回倫敦。復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模板，十分逼真，幾可亂真。
《大中國志》
曾德昭在《大中國志》一書記載了耶穌會士們見到碑文時的興奮心情：“這個拓本(按：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拓本)引起大家內心的歡悅，甚至歡呼雀躍，被作為一直期望和尋求的中國古基督教的明證，……因上帝的圣教，在當?shù)匕l(fā)現(xiàn)一塊保存下來的珍貴紀念物，這會使上帝高興，他也會促使圣教在同一個地方得到恢復”。
基督教在唐朝和元朝曾兩度沿陸路由西亞傳入中國，但對中國文化和宗教沒有產(chǎn)生較大的影響，也沒有遺留下來的教堂建筑實例。然而景教碑的發(fā)現(xiàn)，證明了一千年前陜西地區(qū)就已有基督教，并流傳了幾百年，一度還極為興盛，這對一心想使整個中國都皈依基督教的傳教士們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鼓舞，增強了他們的信心，而陜西也因此名聲大振，成為傳教士心目中的圣地。
陜西在明代多有西方傳教士活動
在萬歷四十八年（1620），被譽為“西來孔子”的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也曾到西北地區(qū)考察開展傳教活動的可能性。在陜居住期間，他教當?shù)厝朔N植葡萄，以便能釀造出做彌撒時所必需的葡萄酒。
之后真正在陜西展開大規(guī)模傳教工作的是湯若望。
湯若望
他募集資金，修建了一所更大的教堂，取名“崇一堂”（即西安糖坊街基督堂的前身），這也是明代陜西的首座教堂，崇禎三年（1630年）后進行大規(guī)模擴建，并立碑記載，改名為“伯多祿堂”，占地面積四畝多，臨街有門樓一座，正堂古典儒雅，風格別致。
陜西地區(qū)的傳教活動在明末清初歷經(jīng)朝代更替，依然進行著。據(jù)《中國基督教傳教史概論》一書記載：康熙三年，陜西西安府已有基督教徒2萬人，漢中府教徒達4萬人。當時全國11個主要傳教區(qū)共有教徒15萬余人，而陜西一地就占近40%，超過所有的省份，足見陜西教務之獨樹一幟。
為什么陜西在中國明代基督教傳播史上有如此獨特之地位？
究其原因，首先是明代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廣泛影響。
對來陜的傳教士來說，在這塊近千年前就曾被主的光輝照耀過的圣地上，繼續(xù)傳播基督教教義并將其發(fā)揚光大，這是一件有著重大歷史和現(xiàn)實意義的使命，這種神圣的使命感驅使他們竭盡全力于此拓展教務。
此外也與陜西地區(qū)的重要地理位置有關。
明代的陜西是廣大西北地區(qū)的軍事、經(jīng)濟、文化中心，也是通往西方的重要根據(jù)地，所以陜西成為基督教教傳播的一個重要目標。在華傳教總會對陜西的傳教工作非常重視，明末清初那些享有盛名的傳教士中不少人都來過陜西。終于使陜西成為基督教在華的一個穩(wěn)固的根據(jù)地，即便是在后來雍、乾、嘉、道一百幾十年清廷嚴厲禁教政策的打擊下，陜西的基督教也沒有停止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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