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于謙墓祠的變遷和逸聞
【編者語】于謙（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號節(jié)庵，祖籍河南考城（今民權(quán)縣），出生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永樂十九年進士，后隨宣宗平漢王之叛。土木堡之變后，明英宗被瓦剌俘獲，他力排南遷之議。擁立代宗，整飭兵備，率師二十二萬，列陣北京九門外，破瓦剌之軍。英宗辟，于謙被小人誣殺。成化初，復(fù)官賜祭，弘治二年（1489年），謚肅愍。萬歷中，改謚忠肅。有《于忠肅集》?！睹魇贰贩Q贊其“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于謙與岳飛、張煌言并稱“西湖三杰”。后置墓祠于西湖邊的三臺山麓，供后人敬仰。
景泰八年（1457），“奪門之變”，英宗復(fù)辟，于謙以“謀逆罪”被冤殺（正月二十三日），兩年后，歸葬于西湖三臺山麓，原墓坐西朝東，呈馬蹄形，有七座墳，據(jù)說有六座是于謙的父母以上三代祖墳，于謙被害后附葬于下。
文革前于謙墓地
于謙墓墓道早毀，牌坊、碑、亭、翁仲、石獸與墓“文化大革命”期間遭破壞?！皦炘馄茐?，墓碑倒地，祭桌翻身，香爐傾覆，墓地雜草叢生，所列翁仲、石馬，不是缺胳臂，就是少肢臀，無一完整。而祠內(nèi)外一應(yīng)陳設(shè)，全被毀盡，殘墻斷垣，目睹傷心?！?/p>
于謙墓破壞前平面
1982年重建于謙墓，將原七座墳塋改為一座，今墓為石結(jié)構(gòu)，呈馬蹄形，墓高2米，南北寬二十三米，進深三十米，墓道長九十米，重刻墓碑，上書“大明少保兼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于公墓”， 墓前設(shè)祭桌、香爐，碑下的浮雕纏枝牡丹基座和墓前的石供桌，均為明時原物。1998年，為紀念于謙誕生600周年，在墓道兩側(cè)配置仿明式石翁仲、石獸及牌坊。
修繕后的于謙墓
2006年05月25日，于謙墓作為明至清古墓葬，被國務(wù)院批準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于謙祠依墓而建，五百多年來，屢毀屢建?，F(xiàn)存為清同治八年（1869）重建90年代重修的傳統(tǒng)型祠堂建筑，白墻灰瓦，朱漆大門。祠堂共有三進，為前殿、正殿和后殿，前殿與正殿間，有南北廂房各一，廂房北面另有配殿一間，南北寬 23米，進深30米，建筑面積約900多平方米。
于謙祠是杭州市第五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經(jīng)過多年的規(guī)劃與建設(shè)，已形成了包括于謙祠、于謙墓、墓道、牌坊等文物建筑與自然山林、綠地相結(jié)合的于謙祠景區(qū)。
關(guān)于于謙祠的規(guī)制和變化在清李衛(wèi)所主編的《西湖志》祠宇一中有《旌功祠》記載。
記載：“弘治二年，訓(xùn)導(dǎo)儲衍禮、科給事中孫繻、謙子府尹冕，先后陳請，命下建祠，所賜匾額。”
成化帝即位的當(dāng)年（１４６５），就接受監(jiān)察御史趙敔的建議，收回所謂的“于謙黨人”榜文，昭雪于謙冤案。于謙兒子于冕從遣戍地龍門獲釋，上書朝廷，懇請參照宋岳飛、今王驥例，賜給謚號，春秋廟祀，“一以彰朝廷之恤典，一以鼓天下之人心”。一歲多點就卷入國家存亡、皇權(quán)更替驚濤駭浪之中的成化帝本來就“稔聞謙冤”，覽疏后，善心大發(fā)，恢復(fù)于謙生前原有官爵。到了八月，為了激勵臣下盡忠國事、將帥效命疆場，又特地派遣行人司行人馬暶南下杭州，諭祭于謙墓，并特賜誥諭，曰：“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薄昂汲前傩章動?，“莫不感奮興嗟”，匆匆聚集起來，趕赴巡按浙江監(jiān)察御史高唐劉魁處，要求按成化帝誥諭“憐忠”之語，將太平里于謙故第改為“憐忠祠”。為杭城百姓的一番摯情感動，于冕筆蘸血淚，手錄先父一生的所作所為，請來杭州老鄉(xiāng)、大理寺卿夏時正撰《憐忠祠記》，勒石刻碑，一時朝野爭相傳誦?！?/p>
２０余年后的弘治二年（１４８９），于冕再上奏疏，稱“一旦身先朝露，烏鳥私情無由再伸”，況且，憐忠祠窄小而狹隘，又在城內(nèi)太平里，與三臺山于氏祖塋兩不相依，天長日久，無人看守，必至頹廢塌坍，懇請皇上恩準，將憐忠祠“移建墳前，頒賜祠祭文”，并量撥附近人戶看守。在宮閨深處較多體驗過個人不幸的明孝宗一時多愁善感起來，恩準于冕所請，復(fù)贈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命有司于三臺山于氏祖塋立祠，賜額曰“旌功”，“春秋行禮，撥與人一名看守，免其雜泛差役，一祭文，一祭品”。由此形成了祠墓合一的格局。張寧有《旌公祠碑記》詳細記載了事情的經(jīng)過。
張寧《旌公祠碑記》碑
再記：“嘉靖十六年巡按御史周汝員、屬錢塘知縣李念新之，嗣是巡按御史傅鳳翔、閻隣、王紳、巡鹽御史高葑相繼協(xié)修。萬歷三十年改謚忠肅，諭祭茸祠?！?/p>
祠宇造好不久，幾十年的功夫，很快就毀壞了。時記：“廟貌頹甚，棟撓垣闕，諸所庀陳，漫漶刊落，而宰木蔽芾黭霮，群鴟嘯哀”，滿眼的破敗、蕭條、冷落。嘉靖十六年（1537），巡按浙江監(jiān)察御史周汝員祭掃于謙祠墓。面對破敗得叫人心寒的祠墓，不禁愴然長嘆，下令錢塘縣令李念修葺，辟祠左為別室，塑于謙父母雙親彥昭和劉氏像而供奉，地方官傅鳳翔、閻隣、王紳、高葑相繼協(xié)修，斷斷續(xù)續(xù)，前后凡五年，“悉撤圮敝，新而大之”，“役襄無棘，工無縮費，增者崇，關(guān)者邃，葺者固，飾者翚，望之揭揭，即之嚴嚴”。規(guī)模漸趨龐大，面貌煥然一新。
萬歷十七年（1589），浙江最高行政長官、巡撫傅孟春以“于太傅功業(yè)蓋世，忠誠炳日，‘肅’之一字原未足以概其生平”為由，特上《請改謚疏》，奏請更“肅愍”為“忠愍”。萬歷帝答應(yīng)了，但仍有些意猶未盡之感，于是大筆一揮，賜謚“忠肅”。次年（1590），又頒布誥諭，買辦祭物、香燭紙，派遣傅孟春代表朝廷祭掃于謙祠墓。萬歷四十二年（1614），御史、武陵人楊鶴捐獻俸祿，令人“鳩聚工料，式增廓之”，增大范圍，擴充規(guī)模，使“如陋巷矮屋”之祠宇“巋然”挺立，“屬鏤之劍賜而胥濤立，風(fēng)波之獄構(gòu)而岳廟尊，迎立外藩之冤酷而于墓修”，三足鼎立，“遂成湖上偉觀”。
陳繼儒《重修忠肅于公墓記》碑
又記：“國朝順治間與修，仍令春秋致祭?？滴跞荒曛铊I重建，自為記。”
清代，于謙祠墓亦經(jīng)多次修建。康熙三十一年（1692），杭州知府李鐸“不辭經(jīng)營之力”，“復(fù)為繕治于公之祠墓”。于謙祠原在墓的前方，“不稱于神居”，而且所占基址狹小卑隘，若在原地重葺，不足以有大的改觀、大的作為，遂決定營治新祠于故祠的右面，平整土地，使寬闊而平坦，新祠“闕位面陽”，坐西朝東，巍峨壯觀，后增建寢室，叫啟忠祠，是祭祀父母雙親及于氏后裔的場所。于謙墓原有七個土塋，因長期無人看守、整理，“荒蔓蓁蕪”，滿目瘡痍，幾成廢墟，“今仿岳墳規(guī)制”，重新梳理，使之“朗然開暢，不特使忠孝大節(jié)千古昭垂，亦將大啟于公之后昆也”。對整治一新的杰作，李鐸很開心，欣然命筆，自撰《流芳百世碑》，感慨“孤忠大節(jié)，古今同悲”，愿“后之人與我同志，繼而新之，則庶幾祠墓之恒如今日也夫”！
李鐸《流芳百世碑》
對于謙這樣的仁人志士忠臣良將，乾隆帝擺出了一副開明寬厚的姿態(tài)。他在位60多年，六下江南，六下杭州，自然也來到于謙祠墓，祭掃于謙，并御書“丹心抗擊”額，以示褒揚。排場之大、級別之高，是于謙祠墓起起落落、興興衰衰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大事之一，一直為人津津樂道。
經(jīng)雍正七年（1729）、乾隆十年（1745）兩次小規(guī)模修葺，道光元年（1821），以于謙祠“自乾隆乙卯迄今不三十年，而頓失舊觀”，杭州地方當(dāng)局斥資八百余兩，歷五余月，重修祠宇。次年（1822），初任浙江監(jiān)試官、再任浙江鹽運使的禁煙英雄林則徐第二次為官杭州，他捐獻了自己的官俸，倡議集資四百金，整修于謙祠墓，事成，作聯(lián)“公論久而后定，何處更得此人”，親撰《重修于忠肅公祠墓記》，字里行間抒發(fā)了對杭州先賢的崇敬之情。
時至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農(nóng)民起義爆發(fā)的那年，杭州地方鄉(xiāng)賢以林則徐修于謙祠墓“已逾卅載，飄搖風(fēng)雨，歲久闕修”，部分建筑“傾圮成墟”，“棟折榱崩”，四處雜草叢生，垃圾成堆，大門岌岌可危，即將倒下，瞻拜祠下，頗覺“心傷”，自發(fā)組織起來，重新修葺饗堂，裝修神像，但因時間緊、經(jīng)費缺，僅為“扶持之計，未及全廟重新，所有后堂并大門工程不得不有望同志之踵而行之也”。不久，太平天國農(nóng)民起義的戰(zhàn)火殃及到于謙祠。忠王李秀成率軍挺進杭州，所到之處，砸毀塑像，焚燒廟宇，于謙祠同樣沒能逃脫被毀滅的厄運，所謂“祠堂被毀，宰木無存”。七年過去，同治八年（1869），為重塑于謙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郡人吳煦、濮詒孫等請款重建于謙祠，現(xiàn)存三進建筑以及南北廂房即此舊跡。
清末民初，世紀之交，兵荒馬亂，民不聊生。但據(jù)民國《西湖新志》記載，光緒三十四年（1908）浙江布政使顏鐘驥、民國３年（1914）浙江都督朱瑞分別兩次修建了于謙祠墓，使之得到了較好的保存，“明兵部尚書謚忠肅于謙墓，在三臺山麓，喬木千尋，豐碑百尺”。
于謙祠原平面布局
于學(xué)勤在《于忠肅公史跡》稿本中回憶道：“民國11年（公元1922年）農(nóng)歷四月二十七日，隨父幼章公步往拜祭謙公墓。其時，墓道起于杭州清波門外凈慈寺相近，建有“于公墓道”石坊一座，循小道屈折而進，達赤山埠三臺山，祠、墓在焉。祠名“旌功”，祠外有旌功石坊一座；祠分前后三進，懸有名人匾額、碑碣；后進，塑公座像于龕，座前置供桌，陳設(shè)燭臺、香爐等；祠后左側(cè)門外，即公墓座……墓前豎碑，鐫文曰“大明少保兼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于公墓”十八字，碑前設(shè)玄色石質(zhì)祭桌、油麻石香爐、燭臺，墓最前，左右兩行，列立翁仲、石馬等等。”（關(guān)于于謙祠相關(guān)文字多整理自2004年第七期《杭州政協(xié)》文章《風(fēng)雨滄桑于謙祠》，特此致謝原作者）。
另：關(guān)于于謙墓和其祖墳在明人談遷撰的《棗林雜俎》中“于謙”篇有一記載（真假待考，僅做逸聞探），原文如下：
“于少保有寄內(nèi)弟書云：薄俸五錢。
地師某云少保祖墓當(dāng)奇貴不可言，少保即馳書其子，令遷葬，另一緘俟遷葬訖啟視。子冕得書移葬，如命始啟緘，則述地師事也，不半載遘禍。今書稿藏于家。(張元岵記)”
該段文字說的是杭州于氏祖墳是于謙命其子于冕從原墓地遷葬別處的，半載后于謙就蒙冤罹難了。
查于謙弟于泰家族家譜記載：九思公卒葬其地在葉家橋左近；澤葬有卿公墓，兩世同塚；仁，字彥昭，御賜祭葬，墓在杭州三臺山忠肅公墓之正位；泰，字靜樂，墓與忠肅公昭穆并位；于泰子冔，號秋月，墓在旌功地內(nèi)，號九子一元壇；冔子鐸，字振之，自公一下三世及九世祖，考墓并在九子壇。
可以知道，于謙被賜建旌功祠后，家族尚有子孫葬于此地附近。于謙在杭州有三代祖墳，據(jù)記載于家的祖墳當(dāng)初是葬在深山內(nèi)的，坐酉向卯。于冕所遷葬祖墳應(yīng)該是葉家橋九思公和澤公墓（與父同塚），遷到目前這個位置。
從《棗林雜俎》中“于謙”篇這段文字說：某地師說他家的祖墓貴不可言，估計是為了避嫌朝廷，當(dāng)時于謙已經(jīng)是朝中重臣，而且權(quán)傾朝野，所以趕快安排遷葬他處的，結(jié)果還是沒有逃過劫難。
也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因為于謙父親是賜葬，或賜葬于三臺山，也許地師所說的祖墳奇貴當(dāng)時是指三臺山其父墓地，于謙才秘令于冕重整祖墳。
由此大膽推測，當(dāng)時的七座墳塋應(yīng)該包括了：九思公、澤公、仁公、于謙、于泰、于冕、于冔等人，可惜墓毀無存留任何資料，留下了永遠的空缺和遺憾。再據(jù)說和相關(guān)記載，于謙墓重建時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有證明性和紀念性的存留物，以致于近代有人對于謙真實埋葬地的懷疑，一切只能期待更多的史料被發(fā)現(xiàn)，或許有后來的才俊賢達能夠進一步核實。
但不可否認杭州西湖于謙墓祠的修繕和開放，足以承載一個國家和民族對英雄的敬重，也承載了于謙一族的偉大精神和文明，也必將是一個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和優(yōu)秀傳統(tǒng)文明的高地。
（圖文整理：于振華、于之、于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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