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文錦

雷峰塔自1924年倒圮以后，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議論恢復之事，但一直未能實現(xiàn)。20世紀90年代以后，省市領導從西湖風景區(qū)發(fā)展的大局出發(fā)，逐漸將修復雷峰塔提上議事日程，柴松岳、呂祖善等省領導還先后赴現(xiàn)場踏勘，并成立了有省市各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恢復雷峰夕照、南屏晚鐘雙景領導小組”。后因工作需要，我作為省文物局的代表被增補為小組成員，參與了雷峰塔修復的主要環(huán)節(jié)的工作。這段難忘的經歷，至今還歷歷在目。許多在今天看來是理所當然乃至稀松平常的事，在當時頗有“驚世駭俗”的味道，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闖過去的。如果不是國平同志親自主導，雷峰塔能否建成如今的模樣尚很難說。

雷峰塔近景

1999年夏秋之際，一份邀請函放在了我的案頭，打開一看，原來是省委恢復雷峰夕照、南屏晚鐘雙景領導小組關于召開雷峰塔建設可行性研究會議的通知。當時，我來到西湖國賓館的會場，發(fā)現(xiàn)參加這次會議的，以省市兩級有關部門的學者居多，也有來自北京的大專家，如羅哲文、鄭孝燮、陳同濱等人，會議的氣氛相當熱烈，大家對省市領導打算重建雷峰塔感到非常興奮，爭議十分熱烈，會上爭議的焦點主要不在要不要建，而在于如何建，能不能快建。

有一種主張怕夜長夢多，希望越快動工越好，甚至提出廢墟可以不動，就在上面蓋一個新塔就完了。雖然這在今天看來會覺得有點可笑，卻如實反映了當時一種急于求成的心態(tài)，它回避矛盾，因循茍且，陷入了“建設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的怪圈。事實上，這樣一種缺乏高瞻遠矚的建設，在西湖風景區(qū)也不是沒有出現(xiàn)過。但參加會議的多數(shù)人并不贊成這種草率的、不尊重歷史的想法，而主張慎重決策，要建就要建好，讓大家滿意，當務之急是先要找齊現(xiàn)存的圖片和資料，進行深度研究，同時搞清楚遺址的準確情況，然后再開始設計建設。

我在會上講了三條意見，第一，支持重建雷峰塔，省市領導的決策對西湖今后的發(fā)展意義重大，文物局擁護這個決定。第二，要建的話，應當尊重歷史原貌，最好做到“原址、原大、原樣”。所謂原址，就是能不能把遺址架空起來，上面再蓋新塔。第三，遺址考古發(fā)掘是全盤了解雷峰塔真實情況的唯一的鑰匙，這個過程不能省略。有的同志原來擔心文物部門會否支持新建雷峰塔，我說完以后大家就比較放心了。會議最后形成的共識，就是雷峰塔重建一定要符合各方面的期待，王國平同志將之歸納成“專家叫好，百姓叫座”八個字，是十分精辟的。

我的發(fā)言在今天文物界看來沒有什么了不起，但在當時，反響不小。文物界的同仁一般都很敬業(yè)，由于職業(yè)關系，有的同志對文物保護本身非常專注，但在文物保護和對外開放上，缺乏創(chuàng)新和開拓的思考，只想管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盡可能少地牽涉到與自己無關的領域中去，“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一般來說，如果把雷峰塔廢墟整理好，開辟成一個公園，樹碑說明遺址情況，這樣的利用方式是他們可以接受的。但要為建新塔而發(fā)掘遺址，再建一個新塔，這樣大幅度的跨越是他們心里無法接受的。我當然感到會有人另眼看我，便抓緊時間向鮑賢倫局長作了匯報，分析了各種利弊，我們一致同意以積極的態(tài)度介入此項工作，文化廳沈才土廳長更是希望我們在雷峰塔的復建上有所作為。為了保證工作的順暢，凡與雷峰塔有關的各項工作，確定由我獨力承擔，既參與部分決策，又作為專家參加論證，還作為辦事員負責上下聯(lián)絡，一身三任焉。

雷峰塔

會議以后，籌建辦積極和我局聯(lián)系，協(xié)調考古發(fā)掘之事。按一般人的想法，既然同意你們進行發(fā)掘，那么就應當盡快入場，盡快完成，不給基本建設拖后腿。這當然沒錯，但考古作為一項科學研究，學術性很強，一般是在年底時就對下一年需要進行主動發(fā)掘的項目進行人員排定。對臨時出現(xiàn)的配合基建的考古項目，需要抽調人員，重新安排。對考古工作者來說，主動發(fā)掘的項目學術性較強，容易出科研成果，積極性比較高。而搶救性發(fā)掘過程性很強，出學術成果的概率相對較小，積極性會相對低一些。按照會議的要求，我和省考古所曹錦炎所長商量，一致同意抽調精兵強將，最后決定由北大考古系研究生、著名唐宋考古專家宿白先生的弟子黎毓馨研究員擔綱，任領隊。他學術根基深厚，作風扎實，處事嚴謹，不急功近利，是很好的人選。

在按規(guī)定向國家文物局申領了考古執(zhí)照以后，著手研究如何發(fā)掘?？脊耪f到底也是一項破壞性的工作，一層一層地挖，一層一層地作研究，記錄下來，挖到生土為止。這樣做，記錄是完整了，但實體的東西卻沒有了。雷峰塔遺址發(fā)掘工作，從一開始大家就有一個共識，即必須盡可能多地永久保留一部分遺址，以便讓后人觀瞻和研究，為新塔提供歷史的、社會心理的支撐。

考古工作大致上從2000年春節(jié)后正式開始，現(xiàn)場的雷峰塔遺址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山包，第一期工程是遺址的清理發(fā)掘。歷時五個月，共清理了8000多立方米的殘磚廢土，使整個塔的輪廓展現(xiàn)出來。為了使遺址不受日曬雨淋的影響，又用鋼架搭建了一個覆蓋整個遺址的大棚。

雷峰塔遺址

第二階段堅持慢工出細活，挖挖停停，想好以前，先考慮幾天。從2000年底一直到次年7月施工隊進場，除了繼續(xù)完成遺址沒有做完的工作以外，還對塔院和其他遺址進行了發(fā)掘，搞清楚了雷峰塔整個區(qū)域原來的建筑狀況。

有人覺得我們慢騰騰的，還很有意見。其實像雷峰塔這樣的遺址，難就難在要搞清挖到哪一步是最好的。挖多了，知道的信息會多一些，挖少了，遺址的可看性會好一些，這是個無法兩全的矛盾。留多少，怎么留，留什么？沒有經驗可以借鑒，大家一直在心里糾結，參加考古的同志為此傷透了腦筋。從后來的結果看，這次發(fā)掘在“去”和“留”問題上平衡得很好，兩層基礎、夯土地基、副階、柱礎、磚砌的外套筒、通道、磚砌的里套筒，塔心間、地宮都清清楚楚地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保留的幾塊大的砌體，更是形象地說明了當時建筑工程的浩大。如果能有視屏將這一整套構造有聲有色地講解出來，可算是一堂中國古建筑的大課?？傊?，這次發(fā)掘開了建筑遺存考古并結合新建筑永久保存展示的先河，很好地實現(xiàn)了原先的構想。

另一方面，籌建辦也啟動了雷峰塔建設方案的招投標工作，一共邀請了清華大學、東南大學、同濟大學、一家省級設計院（忘了具體是哪家）、杭州園林設計院等五家單位，他們一共設計了九個方案，2000年4月完成。王國平同志決定，5月1日起方案在湖畔居公示，征求廣大市民群眾的意見，然后再開專家論證會決定。那幾天，湖畔居大門洞開，里面是人山人海，比過年過節(jié)的集市還要熱鬧。而絕大多數(shù)市民，則把票投給了恢復倒塌前的“老衲”形。

這不啻是給建筑專家們出了一個難題。因為在多數(shù)專家看來，這是一個掛在墻上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餅”。新塔作為一個建筑，功能上必須符合現(xiàn)代建筑的技術參數(shù)，沒有一個建筑師能夠按照一千年前的做法用黃土磚頭和石塊砌成一個高幾十米的建筑，也沒有一個機構能夠審批這樣的方案。而沒有黃土磚頭做成的塔體，何來蒼涼古樸的老衲形象？如果用鋼筋混凝土做成一個沒有外檐的塔，不管外裝飾做成什么樣，其結果都可能是一個水泥“煙囪”。不可能達到蒼涼古樸的韻味，反而會把雷峰塔的形象毀了。絕大多數(shù)專家主張以宋塔為主要參照系進行評審。

雷峰塔方案的評審工作是十分嚴格的，參加評審的專家本著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tài)度，不講關系，不講情面，逐一討論，針砭優(yōu)劣。經過評審，東南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兩個方案脫穎而出：東南大學的方案將遺址保護棚和新塔分開，塔的造型外觀靈秀，線條柔和，起翹自如，很有江南的地域特色；清華大學的方案是將保護棚和新塔合在一起，塔的外觀更符合北方宋塔的形制，端莊凝重。我們想融合二者的長處，于是決定第二輪競標，建議東南大學補充一個新塔和遺址結合的方案，清華大學補充一個兩者分開的方案。但當時雙方均未作實質性的補充和改動，最后決定采用清華大學的方案。

雷峰塔通體磚砌，東南大學根據(jù)雷峰塔的照片和磚的厚度，用電腦進行模擬復原，測出五層磚塔的高度為51米左右，為了給設計部門提供確切的參數(shù)，籌建辦還專門組織了一次氣球測放，非常有趣。一撥人在遺址放氫氣球，另一撥人馬則站在斷橋，看氣球放高到什么高度，既不矮小，又不突兀，用手機互相喊話。結果測出的理想高度和東南大學的數(shù)字基本吻合。

方案初步形成之后，接下來就是報批。當時，文物界還沒有出現(xiàn)過將新建筑和遺址保護結合在一起的實例，對這一想法是否可行，主管部門一直持較為謹慎的態(tài)度，審批手續(xù)也比較嚴格。多數(shù)同志希望將遺址保護和新塔分開。盡可能保護好遺址，是文物部門當仁不讓的首要任務，這是忠于自己的職守，當然是對的。分歧在于通過什么途徑來達到保護的目的。我方則認為，雷峰塔要成功，必須是原址重建，在保護好遺址的基礎上新建雷峰塔，既是為了滿足社會的期待，又是文物保護的一大創(chuàng)新，是雙贏；而將遺址保護和新塔分開，看起來是理順了兩者的關系，實際上把兩者割裂開來，結果可能是遺址保護沒有效益，新塔缺乏人氣，是雙輸。第二，分開建設，由一個建筑變?yōu)閮蓚€大體量的建筑，相對于高度和面積都很有限的夕照山，容納不下，會對西湖景觀帶來很不好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王國平同志決定親自去國家局匯報，我作為文物局的負責人，打前站，作陪同，爭取安排國家局主要領導聽取匯報，同時，在各個層面進行溝通，爭取支持。當時張文彬局長在國外考察，由副書記、副局長鄭欣淼主持會議聽取匯報。鄭局長曾經在青海當過副省長，了解地方政府的想法，他又曾多次來浙江考察，熟悉浙江文物方面的人和事。在聽取了王國平同志的匯報和有關司處的意見以后，他問道：“雷峰塔遺址現(xiàn)在是哪一個級別的文保單位？”在各方都確認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后，他說：“我看這樣吧，既然遺址是省保單位，依法不必由國家局審批，但遺址必須保護好，出了問題你們必須負責。具體采用哪種方案，還是由省里自己去定吧?！边@幾句話，調和鼎鼐，把雙方的不同意見化解到了無形，大家都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最困難的問題終于有了明確的方向。

正當籌建工作出現(xiàn)柳暗花明、有條不紊地次第展開時，一個突發(fā)的矛盾又一次將大家推入了尷尬的境地。由于考古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2001年，考古隊在當初發(fā)掘的遺址邊上的外緣又發(fā)現(xiàn)了九山八海石欄遺跡，說明遺址的外沿比原先計算的要大。當初向清華郭黛妲教授提供的資料，是遺址八角形的對角長37米，而現(xiàn)在實際的長度達到了43米，如果圖紙不改，至少有兩根鋼柱要穿透遺址。雷峰塔遺址本來就是眾望所歸的珍貴文物，大家都希望能完整地保留下來，怎么辦？

考古所的李小寧、黃滋、張書恒等幾位古建專家，提出必須修改設計。而當時清華方面已經到了快要出施工圖紙的階段，施工隊伍也已經準備入場。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向設計單位提供的尺寸是我們自己定的，現(xiàn)在突然要改，我覺得有些難以啟齒，甚至一度產生將錯就錯的想法。有一天，他們幾位聯(lián)袂來找我，爭論得很激烈，他們說，當初有的先生不同意把新塔建在遺址之上，主要就是擔心遺址會因此無法得到有效的保護，現(xiàn)在如果不改，就將坐實這一局面，如何向業(yè)界交代？這么一說兩說，幾乎將我逼到了絕境，只好同意向籌建辦提出這個問題。于是我們一起向主持籌建工作的王冰局長交涉，也許他已經聽到了我們在籌建處激烈辯論的意見，所以他并沒有感到特別的意外。只是要我們趕快再去一趟清華，一是了解進度，二是征詢修改方案的可能性。于是我和籌建辦的陳其晃等同志一起赴清華。郭老師提出如果修改圖紙尺寸，需要追加設計費30萬元，延長圖紙交付時間一個半月。王冰主任同意了這個意見，并向王國平同志作了匯報并最后拍板。

其實，我心里明白，他們下這么大的決心，也是很不容易的。因為當時雷峰塔籌建已近兩年，現(xiàn)場還只是一個考古工地，施工的跡象八字沒有一撇。按照中國人的習慣性思維，什么都要講究“快”。一項叫得很響的工程，兩年還看不出實質性的進展，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當然有很大的壓力。但他們沒有急功近利的想法，尊重學術界的意見，忠實地履行保護文物的承諾，沒有做官當老爺式地批評我們的失誤，而是與我們一起分擔責任。對于這一切，我至今仍然心存感激。

后來我們才知道，清華方面接受我方要求修改圖紙，其實既幫了我們的忙，也是替他們自己解了圍。雖然按合同規(guī)定，這時快到了交付施工圖紙的時候，但實際上他們并沒有開始出圖。因為一開始，整個新塔由三根大鋼梁支撐，這作為方案沒有問題。但進入實體設計階段，結構方面的資深專家認為這樣在安全性、穩(wěn)定性上強度不夠，應該用八根鋼梁支撐才萬無一失。我們要求修改圖紙，使他們能有時間更從容地面對這個問題，也給了他們加大鋼架支撐力度的理由。經過修改后的施工圖紙，正式采用了用八根鋼梁支撐的做法，既避免了鋼架打穿遺址的弊病，又整體上增加了新塔的安全系數(shù)，真是一舉兩得，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歪打正著。

2001年春節(jié)過后，雷峰塔考古的高潮——發(fā)掘地宮的大幕正式拉開。當時，中央電視臺曾播放過南海水下考古的實況轉播，在社會上影響很大。為了擴大雷峰塔本身和考古工作的影響，我和曹錦炎所長商議，決定也來一次實況轉播，于是請來了浙江電視臺的王群力先生進行商議，大家一拍即合，決定由浙江電視臺的影視文化頻道獨家現(xiàn)場直播；并設計好在現(xiàn)場實況轉播的同時，邀請著名城市考古專家、中國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徐蘋芳先生和主持雷峰塔設計的清華大學教授、著名古建筑專家郭黛妲先生和主持人對談。

地宮文物

正式開挖的前一天，聞訊而來參加報道的中央和地方記者在報到后獲悉由浙江臺獨家轉播，其他媒體無法進入現(xiàn)場，意見很大。為了保證直播現(xiàn)場的秩序，我和曹錦炎所長作了分工，由他擔任現(xiàn)場總指揮，由我在專門提供給記者觀看實況轉播的地方負責接待記者，回答問題，撫平他們的情緒。好在那天一早，記者們的注意力已經完全轉移到轉播上面去了，也不再糾纏為什么不讓其他媒體進入之類的問題，記者答疑會很快就無形中結束了。大家一起饒有興趣地觀看直播，氣氛輕松。這次直播，是真正意義上的直播，沒有預演，沒有試挖，沒有一絲一毫的作假。但是該準備的器具都作了準備，還邀請了紙張、絲綢、金屬等應急處置方面有經驗的專家，對可能一出土就需要采取應急保護措施的文物能夠做到馬上采取行動。直播發(fā)掘在沒有什么意外的情況下成功完成，許多新聞單位都作了有深度的連續(xù)報道。

沒有想到，又有新的情況出現(xiàn)了。地宮發(fā)掘，正值當年“兩會”在北京召開，一家考古單位的負責人竟然在會上說我們發(fā)掘地宮未經批準，是盜挖。兩會一結束，張文彬局長來考察雷峰塔地官出土的文物。他是我北大的學長，平常也可以談幾句私房話。他悄悄地問我：“有人告你們的狀，知道嗎？”我說：“知道?！蔽冶緛砭拖敕锤鏍?，他這么一提，我的機會就來了，“雷峰塔遺址發(fā)掘，是經國家局正式立項的，中間停了幾個月，這在考古項目中是常有的事，很正常。我們又沒有打過結項報告，當然用不著再報告了?！薄坝腥苏f我們挖地宮沒有單獨報，這也不成立。挖遺址發(fā)現(xiàn)了地官，地宮難道不是遺址的一部分嗎，有哪條規(guī)定說挖地官要單獨報？”文彬局長聽了，拍拍我肩膀說“好了，好了，知道了?！庇忠粓鰸撛诘娘L波消失了。

雷峰塔的建設，創(chuàng)造了好幾個全國第一：從1999年夏秋之交第一次專家咨詢會議算起到2002年10月底正式開放，雷峰塔新塔的建設足足用了四年半時間。其中施工建設只花了一年零三個月，設計和論證階段費了兩年多時間，累計設計時間超過了累計施工時間，這在同類項目中是絕無僅有的。前期的論證、設計、研究等費用占到了省政府對整個工程撥款的三分之一左右，這樣高的比例同樣堪稱全國第一。它反映了雷峰塔的每一個決策，都是非常慎重的、科學的。此其一。雷峰塔將復原文物建筑和遺址保護結合起來，將遺址架空保護，上面新蓋復原的建筑，雷峰塔是第一個，此后采用此方法的地方和單位日漸增多，雷峰塔成為國內景觀建設的一個成功范例，為西湖申遺贏得了正能量，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好評。此其二。電視實況轉播具有百分之百的真實性，沒有預先設計好的種種套路、噱頭和假動作，一切實事求是，規(guī)規(guī)矩矩，順應自然。這在此前此后的電視直播中是很少見到的。此其三。

雷峰塔是傳承和創(chuàng)新結合的產物。實踐證明，當初提出的“原址原樣原大”的三原設想，是雷峰塔取得成功的決定性因素。原址自不待言，原大原樣大致上也符合最初的設想。建設單位和設計單位為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若干體現(xiàn)建筑外部特性的細節(jié)問題上，比如體量、形態(tài)、高度，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態(tài)度，給予了特別的關照。新塔實有高度為71.68米，與五層磚塔估算的高度相比似乎有一定差距，實際上并非如此?？偢叨戎泻兴x的高度為16.10米，減去塔剎，塔身高度應為55.58米，又因為遺址殘高尚有9.7米，遺址要保護，要把它籠罩在新塔的地下，基準地面必須高于它，現(xiàn)在新塔基準地平面為9.8米，再減去這個高度，塔體實際高度為45.78米，與電腦演算的高度誤差僅為五米左右，這是考慮到如果完全還原，則會顯得過高，所以作了不影響視覺感受的適量微調。再如考古發(fā)現(xiàn)的塔體八角形（不含基礎面），對徑長25米，新塔的對徑長28米，主要是鋼架矗立角度的技術原因造成的。這一切，意在延續(xù)和強化雷峰塔的歷史文脈，傳承更多的歷史信息。雷峰塔保有了宋式古塔所特有的特征和韻味，使更多的游客獲得心理的認同，這是它長盛不衰的最大秘密。而在材料和技術的應用上，則盡可能體現(xiàn)當代技術和科學的成就，體現(xiàn)新的時代精神。雷峰塔最終選擇了鋼結構，主要是考慮到鋼結構在同等面積下可以騰出更多的有效空間，基礎處理上傷筋動骨得比較少，于遺址保護更為有利。柱子和斗拱采用銅質材料，整體感極強，大器、新穎、別致，符合現(xiàn)代人的審美習慣。瓦片也是用銅打制出來的，寶藍色和古塔應有的色調非常相似，遠遠望去，和陶瓦的視覺感受幾乎一樣。新的材料和工藝，使它不容易受到自然和人為的破壞，雖然已歷時十五年，但完好如初。站在西湖邊遠遠眺望，雷峰塔巍然屹立，顯得大器凝重，使南山一帶富有層次感，給整個西湖增色不少。夜晚，一串層次鮮明的五彩燈光將雷峰塔的輪廓映照在湖上，猶如仙境一般。

從總體上說，雷峰塔的建設過程，較為恰當?shù)靥幚砹吮Ｗo和建設這樣一對矛盾，是近年來杭州景觀建設的一處佳作。

不能說雷峰塔沒有瑕疵，但是瑕不飾瑜，作為建筑，它稱得上是一個精品，作為文物保護，它是一種全新的嘗試。回眸雷峰塔，它確實是一首傳承和創(chuàng)新雙贏的歌。

圖片來源書籍

文章原題《一首傳承和創(chuàng)新雙贏的歌

——雷峰塔建設親歷記》，內容稍有刪減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長，

杭州西湖申遺專家組成員

轉載自公眾號《杭州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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