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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華語電影的輝煌時代，還能再來嗎？ | 葛格專欄上線啦

文慧園路三號 ? ? 閱讀 784

文 |奇愛博士

今天一個新的欄目和“文慧園路三號”的影迷朋友見面了，和過去不同的是，這次的主角是葛格自己。

上周和一條小妹在家里錄了一期視頻節(jié)目，大家的反響還不錯（見：）。

在節(jié)目中，我也反思了這幾年在做公號過程中的得失。得的部分就不吹了，關于失，一方面自己人到中年，交際越來越多，動筆越來越少；其次，抓熱點、搞標題黨樣樣在行，獲取關注和流量的同時也流于功利；文章本身的松弛感和趣味性也略顯不夠。

所以，也為了更好地督促自己，從本周起葛格給自己開了一個叫“奇愛說”的小專欄，選題不限，長短不限，每周兩三期，希望大家多多批評。

我在和一條在這期視頻的“薦寶”環(huán)節(jié)，為大家推薦了臺灣著名作家、電影編劇小野先生的幾本書。今年恰逢楊德昌逝世十周年、臺灣新電影宣言發(fā)布三十周年，所以重讀小野先生的《一個運動的開始》《白鴿物語》，都是很讓人感懷的。

但是有一個小問題，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過。

“臺灣新電影宣言”是在1987年1月發(fā)布的，由詹宏志起草。一般來說，某個電影運動開始之前，總會有些重要性的理論著述或宣言作為先導。比方說，“德國新電影”起源自1962年的奧伯豪森宣言，丹麥“Dogma95”宣言發(fā)布三年后，溫特伯格和拉斯馮特里爾，才發(fā)布自己的Dogma作品。

這很正常是不是？一幫毛頭小伙，想趁年輕干大事，先喊喊口號吸引輿論注意力或引發(fā)討論，總是好的。

可為何，臺灣卻是先有了“新電影”——比方《光陰的故事》拍于1982年，《兒子的大玩偶》《風柜來的人》《海灘的一天》拍于1983年，而后過了好幾年才有宣言呢？

這可能是因為，“新電影”的創(chuàng)作者和支持者，對所處環(huán)境心存不滿吧。

1982年的《光陰的故事》

那么，他們又受了什么委屈了呢？

小野在《站在激變洪流的最前端》一文中，曾相當生動地描繪到楊德昌、侯孝賢等人的慘狀，讀來頗為令人動容。比如他寫到制作《恐怖分子》后期時的楊德昌：

楊德昌在夜里常從惡魔中醒來之后便小腿僵硬，痛苦的大叫。記得是十月十九日，一個星期天，他病倒了，然后在通宵達旦的做最后混聲時，口中喃喃叫著：掛了，掛了……。

可就是如此苦逼地把《恐怖分子》做出來，當年的金馬獎卻“并不待見”，影片只獲得了很少的提名，而李行的《唐山的過臺灣》九項提名、港片《英雄本色》《最愛》八項提名、《戀戀風塵》顆粒無收……

侯孝賢《戀戀風塵》

即便《恐怖分子》后來還是摘得了金馬獎最佳影片，但是讓楊德昌耿耿于懷的是，他連最佳導演的提名都沒有獲得。（注：豆瓣應標記有誤）

此情此景，新電影人當然不爽！

尤其從詹宏志起草的宣言來看，他們在政府支持、輿論支持和批評支持等各個維度，都缺乏支持。所以，既然你不肯定我，我就自己把自己寫進歷史，搞宣言。

所以臺灣新電影宣言，并不是關乎“美學”的，而是關乎生存境遇的——這是它和其它電影運動宣言不太一樣的地方。

楊德昌《恐怖分子》

這件事情今天看來，當然有其合理性，尤其考慮到臺灣“解嚴”前的體制。但是，它也產生了相應的負面效果，那便是對來自各方的、對“新電影”的不同批評，一概抹殺。

尤其，在1988年，著名影評人焦雄屏便編輯了《臺灣新電影》一書，希望對“新電影”的美學成就“蓋棺定論”——這在一些人士看來，這種“霸權式的、全面肯定式的書寫”，是不是有點太心急了呢？

如學者李天鐸在《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一書中所指出的：

這種觀點，謹以幾部作品即將整個臺灣電影的發(fā)展做“新”與“舊”的二元化分，并將其視為“革命”或“運動”，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問題：當時新電影的出現只是黨政機器與電影工業(yè)領導“嘗試性妥協”的結果，它的自主力十分微弱。

而這也讓“新電影”淪為一種圈子游戲，以至于在此后引發(fā)評論界不斷的分歧。

葛格手上有一本1988年第31期《電影欣賞》，便全文刊載了一次針尖對麥芒的“臺灣新電影的爭議性本質”座談會實錄，楊德昌、曾壯祥、陶德辰、梁良、齊隆壬、李道明、黃玉珊等十人參加。可惜，由于錄音設備突然發(fā)生故障，正反方的代表人物楊德昌和梁良，有眾多觀點沒有記錄下來。

我們所喜愛的楊德昌先生，本來說話就結結巴巴，結果抱怨了半天還沒給錄下來，實在憾事。

不過，無論是是非非，這都是30年前的事了。

“臺灣新電影”固然有不完美的地方——試問，誰又能是完美的——但終究了經過了歷史的嚴格淘洗，最終成為了人類文明當之無愧的瑰寶。所以，今年臺北電影節(jié)，“宣言”起草者詹宏志先生獲頒“楊士琪特別貢獻獎”，也算是一種呼應歷史的肯定。

從1982年到1989年，臺灣一共拍攝了74部“新電影”，略占到臺灣電影總生產量的10%，高潮出現在1983年至1987年。

1993年第62期《電影欣賞》，發(fā)表《尋找電影的六個臺灣導演》，李安等人粉墨登場——也大概從這個時候開始，臺灣電影進入新的階段。

在臺灣新電影興起的時候，大陸、香港新浪潮都在同步進行，三股潮流交織涌動，碰撞出璀璨的電影火花。

幾年前，我在采訪吳念真先生時曾問：臺灣電影新浪潮還有沒有可能重來？

“永遠不可能！”吳念真堅定地說。

那就讓我們在下面充滿激情的文字中懷念它吧。

臺灣電影宣言

在1986年、1987年的交界點上，我們回顧思索近兩年來臺灣電影環(huán)境發(fā)展的種種跡象，深深感覺到臺灣電影實際上也已經站在轉捩點上。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以下共同簽名的這些人，認為我們有必要緊急表達我們的關心和憂慮；這一篇文字，將大致說明這些人共同部分的立場和意見，也將說明我們對電影政策、電影環(huán)境的期望與呼吁。

我們對電影的看法

我們認為，電影可以是一種有意識的創(chuàng)作活動，電影可以是一種藝術形式，電影甚至可以是帶著反省和歷史感的民族文化活動。

但是，我們也知道，電影在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商業(yè)活動，它受生產與消費的各種定律所支配；電影產業(yè)因為有著投資風險和獲利能力的雙重性格，使得電影圈中活躍著各形各色的利益團體以及既得利益團體。

上述二者都是常識，知者甚眾（卻常常忘記）；我們覺得有必要重申這個基本認識，才能在表達立場和判斷問題的時候，不致忘了根本。

我們認為，屬于商業(yè)活動范圍的電影，自有經濟法則的支持與淘汰（成功的商業(yè)電影自票房得到報償，失敗的商業(yè)電影在錯誤的投資中得到教訓）。這一切，都不勞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或知識界的意見領袖來費心。

但是，另一種電影（那些有創(chuàng)作企圖、有藝術傾向、有文化自覺的電影），它們對社會文化的整體貢獻可能更大，而它們能掌握的經濟資源則可能更匱乏；這個時候，文化政策、輿論領域、評論活動才找到他們應該關心、應該支持、應該聲援的對象。

當然，所有的電影創(chuàng)作或生產，都聲稱他們有創(chuàng)作意圖、有藝術成就、有文化自覺；因此，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輿論界的工作者、評論界的專業(yè)人士就要負起責任，從創(chuàng)作的成品中觀察，指認出何者是，何者不是。

我們對環(huán)境的憂慮

創(chuàng)作與商業(yè)之間，政策與評論之間，上述的活動及其平衡本來是一件單純的現象（如果各組人都扮演好他們的角色）。但是，就近兩年臺灣電影環(huán)境所顯示的跡象來看，我們不得不表達若干嚴重的憂慮；因為，顯然有一些錯誤的觀念或扭曲的力量，使得上述活動無法得到正常的運作；其結果是，臺灣四年來發(fā)展出的“另一種電影”的微薄生機，就在此刻顯得奄奄一息了。

我們對電影環(huán)境的憂慮，大者有三：

一、我們對政策單位有懷疑

從電影事業(yè)融資辦法、1986年金馬獎、外片配額制度取消后的參展影片獎勵辦法等事實，我們常常對電影政策的管理（或輔導）單位很困惑，我們不知道它究竟是一個電影的工業(yè)輔導機構，或文化輔導機構，還是一個政治的宣傳機構。

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顯然是性格分裂的，它的政策立場從不清楚。它有時候頒獎給《好小子》，獎勵它“拓展海外市場的成功”；它有時候頒獎給《箭瑛大橋》，說它“有益社會教化”；當它主動提出三千萬的資本拍攝政策片時，它拍出了《唐山過臺灣》、《日內瓦的黃昏》及《八二三炮戰(zhàn)》來，相信這些可以做有效的政治宣傳。

從文化政策的觀點看，這些工作都是奇特而不可理解的。但是，這些事實畢章一而再、再而三在我們眼前發(fā)生，使我們不得不相信，管理這個社會的文化政策的，可能是從來沒有決心要支持文化活動的機構。

二、我們對大眾傳播有懷疑

臺灣的大眾傳播，對整體社會的改良似乎都懷著監(jiān)督者、促進者的角色自許；這幾年，它們在政治新聞、消費新聞、環(huán)保新聞各方面，都有前瞻的眼光和具體的貢獻。

相形之下，大眾傳播從來沒有把電影活動當做文化活動來看，也沒有打算以專業(yè)知識提供一個支持體系（但在文學、表演藝術方面，大眾傳播卻做了一些事）。不僅如此，大眾傳播對電影活動明顯地有著“歧視”，它作賤電影的從業(yè)人員，把明星的私事丑聞當做頭題新聞，但是電影文化呢？一部在國際影展得獎的影片可能得不到討論或報導的篇幅。

究竟大眾傳播是怎么樣看待電影活動呢？從現有的內容范圍及其品質，我們不得不懷疑主其事者從來不重視、不關心這一項重要的社會活動；在這個角度看，大眾傳播多年來在這個項目“失職”了。

大眾傳播不關心電影的文化層面，它的從業(yè)人員也失去這一部分關照的能力；這兩年，大眾傳播在討論港片、臺片之區(qū)別，討論商業(yè)電影的改良等問題，流露出知識的匱乏與見解的荒唐，證明長久以來大眾播的疏忽已經開始出現強烈的副作用了。

三、我們對評論體系有懷疑

評論體系或評論大眾（criticizing public）本來在一個社會扮演帶有強烈道德性目標的角色。它一方面有詮釋的功能，使創(chuàng)作活動的意義得以明朗或伸展；它另一方面又有制衡的功能，避免社會被單一的價值（如票房、廣告、錯誤的評價）所支配，提供給資源不足的創(chuàng)作活動另一種社會支持。

但是，近兩年在傳播媒介上出現的評論，卻有一組忘了他們的角色的“評論家”。他們倒過來批評有創(chuàng)作意圖的電影作者，指責他們“把電影玩完了”，指責這樣的電影“悶”；主張臺灣電影向港片看齊、向好萊塢看齊。

這樣的評論的出現，本來不足為奇?；奶齐x奇的見解每個時代都有，但當這一類評論與落伍的大眾傳播結合時，成為一股評論的主流，這個評論體系就令人嚴重地擔憂－－我們沒有在評論體系得到平衡，反而偏得更遠了。

失職的評論大眾，扭曲的評論體系，我們又要從哪一部門得到平衡呢？

上述三者，固然是我們對整個電影環(huán)境憂慮之大者；其它的憂慮也不是沒有，譬如：全盤商業(yè)化的公家電影機構，缺乏人才的電影商業(yè)界等等，但如果與上述三者相比，我們又覺得不值一提了。

我們期待的改變與我們自己的決心

我們所期待的改變，當然針對著我們所擔憂的事。這些改變，具體的方案有無數的可能，但原則卻是不變：

第一，我們要有明白表示支持電影文化的電影政策。我們希望，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能夠清楚說明他們的方向，他們所欲支持的電影，他們想把臺灣電影帶到什么地方去。我們希望，政策單位能夠明白，如果他們準備支持民族的自主文化，就必須有決心、有目標、有任事的勇氣。如果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決心要支持商業(yè)的電影、政治宣傳的電影，它也可以盡管說明，讓所有有意從事文化電影活動的人，趁早對政府機關的支持死了心。

第二，我們希望手中掌著大眾傳播的舵的任事者，注意電影活動的文化層面，注意電影在社會上可能扮演的諸種角色。我們希望大眾傳播把“影劇新聞”和政治新聞、文教新聞放在同樣的地位上，追尋同樣專業(yè)的人才，以前瞻的、公益的眼光來對待這一組新聞。

第三，我們誠懇地期望臺灣所有從事電影評論的工作者，反省自己的角色，忠誠地扮演自己在社會中最有意義的角色。在臺灣的電影環(huán)境，究竟哪一種電影才是評論者應該著力討論的電影？我們也希望指出，評論者永遠要小心成為另一種既得利益者；評論者的價值來自讀者對他的信賴，如果他想到自己的利益，忘了他是別人的“利益”，他就完全失去評論者的條件。讓我們共同進行一種“評論的評論”，把不合格、不誠實的評論者指出來，讓讀者們唾棄他們。

除了我們所期待的改變以外，我們尚在此表達我們的決心。我們相信電影有很多可能的作為，我們要爭取商業(yè)電影以外“另一種電影”存在的空間；為了這件事，我們在此簽下我們的名字，不僅在這個宣言上和其它相同意念的人站在一起，也將在未來的時刻，從自己的崗位上繼續(xù)支持“另一種電影”?！覀冊谛屡f年度的交界點上、新舊電影的轉捩點上，提出這個宣言，我們渴望得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給我們精神上的支援。

邀請簽名名單：

丁亞民、小野、井迎瑞、王小棣、王菲林、白羅、朱天文、朱天心、李道明、杜可風、杜篤之、丘彥明、吳正桓、吳念真、林懷民、卓明、金士杰、金恒煒、柯一正、胡臺麗、侯孝賢、高信疆、奚松、馬以工、郭力昕、陶德辰、陶曉清、黃春明、黃建業(yè)、陳坤厚、陳雨航、陳映真、陳純真、陳國富、陳傳興、張起鳴、張昌彥、張照堂、張華坤、曾壯祥、焦雄屏、萬仁、詹宏志、楊德昌、楊憲宏、廖慶松、齊隆壬、蔣勛、盧非易、賴聲川、王墨林、蔡琴、吳靜吉、張毅

1987年2月 《文星雜志》1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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