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崖歷史，唐崖故事

走進唐崖，了解唐崖

牌坊之所

陳列著一處世界文化遺產(chǎn)

一座石牌坊，矗立在唐崖鎮(zhèn)唐崖司村的山地上，時間一晃竟有整整394年了。無法目睹394年前它橫空出世時的傲岸自負，只能眼見394年后牌坊垂暮之時的煢煢孑立。

唐崖石牌坊被稱為功德牌坊，是明天啟皇帝朱由校為獎勵唐崖第十二世土司覃鼎西征有功而御賜建立的。牌坊上“荊南雄鎮(zhèn)”“楚蜀屏翰”的鐫刻，既有地理方位的標(biāo)注，也有治所威名的彰顯。

想當(dāng)初，牌坊見證的是一個土司的興盛；到如今，牌坊印證的是封建王朝民族區(qū)域自治的一段歷史。正因為它能夠為那一段已經(jīng)消失了的土司制度提供一種獨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見證，它和它腳下的唐崖土司城遺址已具備了一種用世界眼光來注視的“普遍價值”。

所以，唐崖土司城得以脫穎而出，與湖南永順老司城、貴州遵義老龍屯一起合力沖擊世界文化遺產(chǎn)。2015年7月4日，在德國波恩召開的世界遺產(chǎn)大會上，唐崖土司城址與老司城、老龍屯組成的“中國土司遺址”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

土司城中，石牌坊是獨特的。它像一扇洞開的大門，引領(lǐng)我們走進一段歷史。牌坊的背后，赫然可見考古學(xué)家清理出來的當(dāng)年土司衙署的地面輪廓，但從專家虛擬的土司衙署復(fù)原圖中，我們是否能夠側(cè)耳聽到匆匆掠過的腳步聲，是否能夠聽到官言堂內(nèi) 土司與群臣議事的爭論聲？

牌坊上面

凝結(jié)著一段刀光劍影的歷史

明史上有“奢安之亂”的記載。其中記載著四川土司永寧宣撫使奢崇明率部反叛朝廷的事件。那是天啟元年的九月十七日，奢崇明起兵叛亂，殺死四川巡撫徐可求等軍政官員20余人，占據(jù)重慶，隨后攻合江，破瀘州，陷遵義（今屬貴州省），自立為國，國號“大梁”。

“奢安之亂”與唐崖土司有關(guān)系嗎？不僅有，而且關(guān)系重大。如果沒有史上的“奢安之亂”，肯定沒有眼前這座矗立了394年的功德牌坊。

奢崇明叛亂之后，明朝廷自然不會姑息養(yǎng)奸，必剿滅之以除后患。于是，另一位與唐崖土司有著重要干系的人物登場了。他就是當(dāng)時的四川布政使朱燮元。巡撫徐可求被叛軍殺害之后，朱燮元被升為四川巡撫，擔(dān)負起平叛的重任。經(jīng)請示朝廷，朱燮元征調(diào)西南各土司緊急馳援，入川平叛。

奢崇明起兵的天啟元年，正是唐崖十二世土司覃鼎即位的那一年，次年便接到朝廷的征剿令，率兵千里迢迢入川作戰(zhàn)?？h內(nèi)相關(guān)資料說，覃鼎兩次入川平叛，先是生擒了樊龍、樊虎二兄弟，后又直接剿滅了奢崇明、奢崇輝。其實從這幾個叛將的身份來看（百度“奢安之亂”詞條記載得很清楚），樊龍是奢崇明的女婿，都是“奢安之亂”的主角，不存在覃鼎先后入川的史實。樊龍于天啟二年（1622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官軍收復(fù)重慶的過程中被殺死，而非生擒。樊龍究竟是否為覃鼎所殺，實在無從考證。覃氏族譜中關(guān)于“生擒樊龍、樊虎”的記載從年代到事實都是有錯誤的。

平叛之戰(zhàn)也并非一蹴而就。叛軍雖然屢遭敗績，卻也堪稱驍勇之輩，官軍與叛軍之間各有勝負，一度形成拉鋸。但叛軍最終節(jié)節(jié)敗退，退回永寧老巢負隅頑抗。天啟三年（1623）春，朱燮元集中兵力，直搗永寧。他設(shè)疑兵于納溪，佯為進攻，而暗中集中主力于長寧，進兵永寧。四月，攻克永寧。

雖然在“奢安之亂”的史記中，一點也找不到覃鼎破敵的只言片語，但攻克永寧府的戰(zhàn)斗，覃鼎的唐崖土司軍隊絕對是立了頭功的。沒有史記，但有物證：就在唐崖土司治所的官言堂附近，曾經(jīng)出土了一枚“永寧衛(wèi)千戶所百戶印”。“永寧衛(wèi)千戶所百戶印”怎么會出現(xiàn)在唐崖土司遺址的境內(nèi)？不難推斷，這必定是覃鼎當(dāng)年在攻克奢崇明的永寧府時繳獲的戰(zhàn)利品。也難怪四川巡撫朱燮元要啟奏皇帝為唐崖土司請功。至于奢崇明父子，并未被生擒，也未被誅殺，而是受傷逃到另一叛軍安邦彥的麾下。“奢安之亂”中的“安”，指的就是安邦彥。

后來的故事在唐崖土司這兒便接龍上了。天啟四年（1624），明熹宗朱由校批準(zhǔn)了朱燮元的請奏，遂賜皇令兩道：一是敕賜大方平西將軍“帥府”二字；二是賜建牌坊一座，書“荊南雄鎮(zhèn)，楚蜀屏翰”八個大字。唐崖土司城因此得以大規(guī)模的擴建，后世津津樂道的“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的城市格局也應(yīng)該是自覃鼎之后逐漸形成。最值得一提的是，唐崖土司還借此依山就水筑起了固若金湯的城墻。這在西南眾多土司城池的布局構(gòu)造中幾乎是絕無僅有。即使鄂西最大的容美土司，也是沒有修筑城墻的。

至于修建這座牌坊，從民間傳說中可以看出也是費了周折的。那么厚重的石頭，起初怎么也無法凌空架構(gòu)起來。后來還是在一個“叫花子”的啟迪下，石匠掌墨師才豁然頓悟，通過壘土輔助的方法將石牌坊立了起來的。傳說故事中，“叫花子”似乎是神靈派來的使者，他將一把竹筷立在簸箕中間，然后在筷子的周圍不斷地堆砌米飯，結(jié)果筷子穩(wěn)穩(wěn)地立在簸箕中了。之后這討飯卻不吃飯的“叫花子”悄然隱匿，轉(zhuǎn)眼就難覓蹤影。

與此同時，皇帝御賜的“帥府”——唐崖土司衙署也緊鑼密鼓地興建起來，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最典型的“前殿后寢”的官式形制。從整個建筑不難看出，唐崖土司深受漢文化的影響，以牌坊、官衙區(qū)為中心軸線，各個功能分區(qū)明確，形成了衙署宮殿區(qū)、壇廟區(qū)、生活居住區(qū)、兵營管理區(qū)、墓葬區(qū)等等功能區(qū)域。加上周邊城墻的圍筑，可以說，自覃鼎之后，唐崖土司城才真正稱得上是一座城池了。

牌坊背后

那么多撲朔迷離的故事...

覃鼎一戰(zhàn)成名，成就了唐崖土司的輝煌。功德牌坊自然也刻其功名于其上。然而走過唐崖土司城的這座“大門”，仍有很多撲朔迷離的故事值得劃上幾個問號。首要的一個問題，覃鼎身為土司，他真正掌握了唐崖土司的實權(quán)嗎？

為什么有這么一個疑問？

一是覃鼎之父覃文瑞于明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告老退位，覃鼎于天啟元年（1622年）才繼位，其間相差了近10年。既然土司乃世襲，為什么覃鼎不能及時繼位？

二是從張王廟的石人石馬上可看出些端倪：兩匹石馬的韁繩上分別陰刻著“萬歷辛亥歲季夏月四日良旦印官田夫人立”和“萬歷辛亥歲季夏月二十四日良旦峒主覃杰同男覃文仲修立”。萬歷辛亥歲即1611年，也就是在覃鼎之父告老退位的前兩年，覃鼎的夫人田氏就已經(jīng)執(zhí)掌了官印。為什么覃鼎不掌??？

只能妄自推測：當(dāng)年的覃鼎被朝廷征調(diào)，四處征戰(zhàn)，無力管理司城內(nèi)務(wù)，便讓田氏代行管理司城事務(wù)，執(zhí)掌官印，馬韁上“印官”二字毋庸置疑。覃鼎的祖輩覃杰（覃氏族譜上說是覃鼎之弟，但經(jīng)專家考證覃杰應(yīng)為覃文瑞的叔父）作為峒主，亦即族長，負責(zé)輔佐田氏共同管理唐崖土司內(nèi)務(wù)。

而田氏墓碑上的銘文，赫然雕刻著“誥封武略將軍覃太夫人田氏之墓”的字樣。戰(zhàn)功赫赫的覃鼎被冊封為武略將軍當(dāng)是實至名歸，田氏怎么也稱武略將軍呢？這實在是唐崖土司歷史中的一個謎。相比田氏之墓，覃鼎墓則要簡單很多。有意思的是，覃鼎夫婦的兒子覃宗堯在父母碑刻上的落款也有微妙差別。覃鼎去世時為明崇禎庚午年（1630年）季春，覃宗堯落款是“孝子覃宗堯祀”。此后僅幾個月，田氏也去世了，與覃鼎病故相隔只有三個月左右，墓葬碑刻上“皇明崇禎歲庚午季夏月吉旦立”的字樣可明證。此時的覃宗堯落款發(fā)生了一點變化，寫的是“孝男印官覃宗堯祀”。覃鼎離世，官印自然應(yīng)該是傳給覃宗堯的，可他沒拿到；待到田氏去世，覃宗堯才成為掌印的印官。這說明官印一直都在田氏的掌控之中。因此，有文物專家推論：唐崖其實是有一個女土司的。恰好同時期的石柱宣慰使秦良玉就是一個女土司，田氏欲東施效顰也在情理之中。

覃宗堯執(zhí)掌官印僅一年便抱病離世，年僅29歲，而且沒有留下子嗣。繼位的乃覃宗堯的堂弟覃宗禹，系宗堯叔父覃昇的兒子。覃昇與侄兒宗禹應(yīng)該是有悖異的，“侄覃宗堯襲土官，肆行不道，昇勸之不聽，反被疑忌”，于是覃昇退居田野，不問司事。而不到一年時間，年僅29歲的覃宗堯便病亡，而襲位者竟是“被疑忌”的叔父的兒子。這里面究竟有什么蹊蹺？難道覃宗堯真的無子嗣繼位？難道真的有民間傳說的土司宮廷的篡權(quán)內(nèi)亂？

因戰(zhàn)功而立的唐崖石牌坊，目睹了土司的興盛與衰落，把一切都默默銘記在心中，永遠對世人守口如瓶。牌坊的背后，究竟還隱藏著多少刀光劍影的往事，究竟還有多少秘密深埋在土司城遺址的泥土之中？

望著這功德牌坊，真希望它是一道時空之門，走過去，一切都歷歷在目。

作者：吳運輝

編 輯 | 唐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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