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千佛

06.04

6月4日星期二，今天是敦煌之行的重點——參觀敦煌博物館和莫高窟。早飯后九點，大巴開到離賓館只有幾公里的敦煌博物館，位于敦煌市較中心的位置。

若從空中俯瞰，敦煌是河西走廊西端荒漠中一座濃翠欲滴的大綠洲，其得天獨厚的自然環(huán)境，讓置身其間的一切生靈渾忘了身處何地。

道光《敦煌縣志》曾記敦煌之“形勝”國當乾位，地列艮墟，水有懸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大都會?！庇衷疲骸把┥綖槌?，青海為池，鳴沙為環(huán)，黨河為帶，前陽關而后玉門，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陜之咽喉，極邊之鎖鑰?！贝_是一方無與倫比的風水寶地。

博物館規(guī)模不算很大，外觀設計得素樸厚重，方方正正的土黃色高墻，曲折地界出線形的展區(qū)，館中所陳列的，是從敦煌各地出土的歷代文物，形象地勾勒出先民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景象。

對我一個半生長于魚米之鄉(xiāng)的江南人來說，河西走廊的文物完全不像文物，更是真實生活的投影，博物館里陳列的竟然有漢代的土墻泥塊、蘆葦苣、布片、麻織襪、麻繩、木勺、草鞋、草席、黃羊夾子、墨書麻紙等等，一草一木，一絲一縷，如此清晰而鮮活的存在，實在讓人無法想象這些竟然是留存近兩千年的生活用品！

曾幾何時，我們習慣了在博物館中優(yōu)雅地欣賞一件件精美的古代藝術品，而此刻在敦煌文物面前，那似乎都顯得有些矯情了——大漠以近乎粗野和不容置疑的力量，剮下歷史的一片龍鱗，風干了，越千古于一瞬，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空中仿佛還飄蕩著遠古嘶啞的回聲。

看了幾日相似的文物，多少也有點審美疲勞，走馬觀花已畢，并未感到特別的震撼。中午受敦煌書協(xié)友人的宴請，在一處綠意蔥蔥的農家餐館吃了一頓午餐。午后一點，即來到莫高窟入口。

莫高窟作為舉世聞名的旅游勝地，如今早已人滿為患，參觀要預約，時間有限定，為了更好地保護石窟，管理處規(guī)劃了幾個版本的可以錯開人流的游覽路線套餐，除了預定的特窟和必看的幾個窟以外，其余參觀路線是大致隨機的，誰也不能確定一次來能看到哪幾個窟。

上世紀90年代曾讀余秋雨的名著《文化苦旅》，寫到當年參觀的情景。

說：“我在莫高窟一連呆了好幾天。游客各種各樣。有的排著隊，在靜聽講解員講述佛教故事；有的捧著畫具，在洞窟里臨摹；有的不時拿出筆記寫上幾句，與身旁的伙伴輕聲討論著學術課題。“

他們就像焦距不一的鏡頭，對著同一個拍攝對象，選擇著自己所需要的清楚和模糊。”這樣任性的狀態(tài)，今天看來是何等奢侈、令人羨慕。

如今，一簇簇的游人蜂擁在導游四周，佩著耳機，一波一波地潮汐式在各個洞窟中出入，洞內沒有燈光，只能借助導游手中的電筒，在暗沉的壁面間追逐著一絲微光，感受這些瑰寶的魅力。然而，為民族文化藝術瑰寶傳之久遠計，這樣的措施是完全應該的。

我這是第一次來莫高窟，內心充滿熱烈而忐忑不安的期待。漫長的參觀序曲，從入口的數(shù)字展示中心拉開，據(jù)說無論是誰來參觀，都要先看一個電影短片，這是固定的流程；走出影廳，再坐上景區(qū)的大巴，駛向莫高窟下。

這段車程，竟長達十多公里，窗外一段空曠的戈壁灘，平沙無垠，風色慘黯，汽車足足開了有二十分鐘左右，這樣的參觀體驗，算來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東南二十五公里的鳴沙山東麓，干涸的宕泉河南北切割成一道河谷，河床上只留下狼藉的沖刷痕，彼時波浪千層，而今涓滴不見。石窟東面遙對的是祁連山的支脈三危山。

《后漢書·西羌傳》曰：“及舜流四兇，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敝辽贃|漢時期，敦煌一帶已有浮屠活動的蹤跡，前秦建元二年（366），一個叫樂僔的和尚游經此地，佛祖向他昭示了一幕不可思議的神跡，于是他發(fā)下宏愿，在此刊鑿佛龕，開啟了莫高窟的營建。莫高窟第332窟圣歷元年（698）的《李君莫高窟佛龕碑》是莫高窟地區(qū)現(xiàn)存較早的碑刻，碑文中即有莫高窟營建史的記載：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zhí)心恬靜。嘗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遂架空鑿崄，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于僔師窟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于二僧。后有刺史建平公、東陽王等各修一大窟，自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實神秀之幽巖、靈奇之凈域也。……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歷之辰，樂僔、法良發(fā)其宗，建平、東陽弘其跡，推甲子四百他歲，計窟室一千余龕，今見置僧徒，即為崇教寺也。（宿白《〈武周圣歷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合?！?，見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

《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圖片來源網絡

敦煌殘紙P.3720-《莫高窟記》

至唐武周時期，莫高窟佛龕蔚然，攢茂巖：“升其欄檻，疑絕累于人間；窺其宮闕，似神游乎天上。豈異夫龍王散馥，化作金臺；梵王飛花，變成云蓋?！?a href='/wenxue/' target=_blank>文學的描寫不無夸張之處，然僅從殘存的唐代佛龕推想，當時的盛況，也當不負于大唐盛世的輝煌。

行前查閱資料，感興趣的如285窟西魏《五百強盜因緣圖》、257窟北魏《鹿王本生圖》、北周建平公的428窟，以及最負盛名的初唐220窟《維摩詰經變圖》等，都屬特別保護的特窟，一般不對外開放。這次獲準參觀的特窟只有兩個，一是唐景龍年間的217窟，該窟為敦煌望族陰氏家族所建的功德窟，時代屬初唐、盛唐之交。

從甬道走入主室，一佛二弟子四菩薩的塑像大都已毀，僅存中間的主像，介紹說這也是唐塑清修的造型。主室內從地面到窟頂，密集的壁畫無余一隙空地，只是剝落顯露的幾片土墻，流露著歷史的滄桑。

唐代的壁畫，主色調是青綠、紅赭和黑色，然千年而降，色澤依然瑩潤，即使僅借助微弱的電筒光，同樣能感受那穿透千年的熠熠輝光，若非身臨其境，僅從畫冊或虛擬數(shù)字平臺上欣賞，無法感受那種真切動人的藝術魅力。

南壁的青綠山水圖，與傳世唐代的李昭道《明皇幸蜀圖》相比，無論構圖和設色技法，都有相似的時代特征。傳世唐代山水畫屈指可數(shù)，而敦煌卻保存了如此豐富的藝術史料，敦煌為中華藝術的圣地，名不虛傳。

特窟45窟，本無紀年，研究者從洞窟形制、壁畫內容和藝術風格等排比考證，斷定應營建于盛唐時期。

此窟最為人稱道的是正壁龕內的塑像，據(jù)考原系九身，現(xiàn)龕外兩側力士像己毀，存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共七身圓塑，人物體態(tài)動靜兼宜，弟子的儒雅，菩薩的婀娜，天王的威武，文溫武怒，呼之欲出，手法高超，各盡其妙。

南壁的觀音經變、北壁的觀無量壽經變保存相當完好，壁畫中的人物樹石技法更為寫實，造型生動準確。細觀北壁東側的“未生怨”，從下而上，以樓閣墻垣作為自然隔斷，最上端為山林背景，全圖其實是一幅完整的青綠樓閣山水人物畫，構圖本身很巧妙地彌合了山水和人物畫的界限。

圖中的樹法，穿枝著葉的手段比傳世同時代甚至更晚的唐五代卷軸山水畫高明無數(shù)，作為背景的山川穿插縈回，手法也幾乎不輸于隋代的山水畫名作展子虔《游春圖》。

在現(xiàn)場欣賞的一點直觀感受是，壁畫體量大，線條飽滿，并非像畫冊中所見的那般精致和小巧，筆法有一種隨性揮毫的爽快感，想來，這何嘗不是我們在藝術實踐中時時需要觀照的一點——國畫之魂，重在寫，不要描！

莫高窟第45窟彩塑菩薩像

略瀏覽過一些北朝至唐代的敦煌壁畫資料，今又在現(xiàn)場親見原跡，我更認可一種觀點，被明代董其昌等人所復興、傳為南朝張僧繇和唐代楊升等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起來的“沒骨山水”，實則正是西方明暗凹凸畫法的孑遺，這種技法，在美術史的梳理上可以上溯龐貝的壁畫、印度的佛教壁畫等，在敦煌北朝至唐代壁畫中，傳承的脈絡清晰可見。

在45窟的山水畫元素中，同樣有這種技法的流露，這必是一種當時盛行的風氣，可以說，敦煌早期壁畫中，無論山水、人物，多多少少都有凹凸畫法的影子。若由此深思開去，我們應當明白，中國傳統(tǒng)的繪畫技法，從一開始就不是封閉和保守的，自始至終，恰恰都在與世界藝術潮流互動、吸收、融合、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發(fā)展——我們的民族性，從來都是世界性的。

敦煌藏經洞在16窟甬道北壁上，16窟前倚崖修建三層木構窟檐，俗稱“三層樓”，進入此窟，從門窗欄楯的式樣中，便能感受到清末人生活的世俗煙火氣。藏經洞現(xiàn)標為17窟，16、17兩窟合為一體，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到了窟內才發(fā)現(xiàn)，17窟的地面高出16窟的甬道有一米左右，若沒有臺階，是不太方便進入的。17窟本來是唐代敦煌僧人洪辯的影堂，大約在北宋初年，藏經洞被封閉，其封閉的原因，至今仍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最通行的說法是宋初西夏入侵敦煌前，為避戰(zhàn)亂所致。

這一封便是一千年。清末民初，一個叫王圓箓的道士來到莫高窟，“見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極樂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宮，以為棲鶴伏龍之所”。

光緒二十（1900）夏，看守敦煌的王道士在清理16窟甬道積沙的過程中，壁面忽然脫落，漏出一個隱室，密貯于其中近千年的三國魏晉至北宋時期的經卷、文書、織繡、畫像等五萬余件文物重見天日——這一天，翻開了東方文化史嶄新的章節(jié)，也是藏經洞的發(fā)現(xiàn)，使莫高窟在世界文化巔峰之上，贏得了一席之地。

歷史無情地貶斥王道士后來變賣國寶的行為，而其實作為一個文盲，他對信仰是虔誠的，他在藏經洞發(fā)現(xiàn)后的多方奔走努力不可謂不竭誠盡職。

發(fā)現(xiàn)藏經洞后數(shù)年間，他先后挑選文書呈報四任敦煌縣令、安肅道道臺、肅州道臺、甘肅藩臺等上司，這些官僚無一作出負責任的回應。

在西方探險者涉足藏經洞之前的七年內，過目經手這些經卷的甚至還有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端方等人，竟也無人表示出一個學者應有的敏銳、作出負責任的反應。樊光春在《敦煌道士王圓箓評傳》一文中寫到：

1903年12月，著名金石學家、時任甘肅學正葉昌熾收到敦煌縣令汪宗翰自敦煌寄來的唐代和元代拓片以及絹畫佛像、寫經等物；1904年9月，汪宗翰又送給他宋代絹畫《水月觀音像》。葉昌熾在其日記中說:“以上經像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蓖?0月，葉昌熾又收到敦煌當?shù)匚娜送踝诤Ｋ蛠淼膬删硖拼鷮懡浐鸵环?，“皆莫高窟中物也”。葉昌熾還在日記中記載:“當時僧俗皆不知貴重，各人分取。”葉昌熾回鄉(xiāng)四年后，于1910年1月23日(宣統(tǒng)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筆記中還對自己當年未能親赴敦煌考察藏經洞表示自責:“午后，張暗如來，攜贈《鳴沙山石室秘錄》一冊，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唐宋之間所藏經籍碑版、釋典文字，無所不有。其精者大半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圖書館，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國守土之吏，熟視無睹。鄙人行部至酒泉，未出嘉峪關，相距不過千里，已聞其室發(fā)現(xiàn)事，亦得畫像兩軸、寫經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寶藏，軒奉使之為何？愧疚不暇，而敢責人哉!”（《中國道教》2008年第5期）

葉昌熾“愧疚不暇，而敢責人哉”的懊悔是必須的，連本應對學術最敏感的著名學者尚如此遲鈍木訥，我們還有什么理由苛責敦厚近愚、略存機詐的王道士呢？因此看來，藏經洞文物的流散，幾乎是必然的宿命。

在宕泉河對岸的空地上，至今仍佇立著一座小小的圓塔，塔銘是一塊木板拼接而成的碑文，這便是王道士墓塔，碑額上鐫“功垂百世”四個篆文，題曰“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志“文曰：

民國廿年（1931）古七月卅日，為吾師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門弟子咸愿碑記行略，請命紳耆，眾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師，姓王氏，名園箓（按：今通常寫作圓箓），湖北麻城縣人也。風骨飄然，嘗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連年荒旱，逃之四方，歷盡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潔，稽首受戒，孳孳修練。

迨后，云游敦煌，縱覽名勝，登三危之名山，見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極樂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宮，以為棲鶴伏龍之所。又復苦口勸募，急力經營，以流水疏通三層洞沙，沙岀，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此光緒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

嗚呼！以石室之秘錄，千百年而出現(xiàn)，宜乎價重連城，名馳中外也。觀其改建三層樓、古漢橋，以及補葺大小佛洞，積卅余年之功果，費廿多萬之募資，佛像于焉莊嚴，洞宇于焉燦爛，神靈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層佛樓，規(guī)模粗具，尚未觀厥成功，陸前縣長嘉其功德，委為道會司以褒揚之。今者羽輪雖渺，道范常存，樹木墾田，成績卓著。

道家之香火可繼，門徒之修持有資，實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絕食練形而后謂之飛升哉！

千佛洞太清宮徒子趙明玉、（徒）孫方至福稽首謹志。

很顯然，碑文對王道士一生重點記述的，正是他保護莫高窟、發(fā)現(xiàn)藏經洞的功績，雖然徒子徒孫的追述多為諛墓隱惡之辭，但基本事實毋庸置疑。藏經洞文物的流散，是時代的悲劇，是舊中國統(tǒng)治階級、官僚文人系統(tǒng)性的沒落和集體失職，將如此重大的歷史罪過推諉給王道士一人，是有失偏頗的；同樣，我們對整個文官體系不作錐心的鞭笞，卻寄希望于賺買文物的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有較高的道德自律，也是癡心妄想。

對一百年前的探險家、學術投機分子隔著時空打打口水仗，只能顯出我們的無能和可悲！王圓箓的悲哀在于，他愚昧無謀，卻享受了上天超過其掌控能力的巨大恩賜，他畢生的可憐的努力沒有得到認可，活著卻感受到了被歷史釘在恥辱柱上的悲涼。嗚呼！含恨而終，必是他彌留之際內心最大的痛楚。藏經洞文物的大量流失，若要說遺憾，只能說它的發(fā)現(xiàn)于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無一具備，其殃也必矣！

藏經洞只是近代民族血淚史中的一滴，慨嘆一聲后，我們也只能整頓收拾起心情，繼續(xù)前行。

參觀的順序大致由北向南，錯開人流?？唛T全都關著，導游身上帶一大串鑰匙，親自開門，看完一窟隨即關門，這措施可算嚴謹。

我們一下午依次參觀了217、332、16（17）、45、55、259、244、96、148號窟，兩三個小時的行程，雖說只能走馬觀花，也算不虛此行。

午后五點游畢，驅車到一處農莊晚宴，今日恰逢張索老師的生日，一行大開筵宴，難得放松一遭，酒酣耳熱，仍歸宿敦煌畫院。

6月5日星期三，早餐后八點三十分，在賓館門口與敦煌畫院宋靈先生合影留念，隨即發(fā)車往瓜州鎖陽城，十一點三十分抵達景點。鎖陽城遺址位于瓜州縣城南七十多公里的鎖陽城鎮(zhèn)橋子村南，從景區(qū)入口到觀景臺又有兩公里小路。

敞篷的電瓶小車在沙丘間游走，路邊長滿紅柳和駱駝刺，此地已在陽關遺址以東近二百公里，或許是黑河水系的滋澤，沙漠中略多了一些植被所帶來的生機。

日暖晴烘，和風微扇，紅柳灼開，爛漫綺絢，清清淺淺的綠、粉粉嫩嫩的紅，香繁條軟，別有一種動人的情致。

生長南方，我是第一次見到這種植物，《清稗類鈔》描述：“紅柳高四五尺，春晚始萌芽，葉碧似柳，枝干皆赤色柳條柔韌，居人取織筐筥，色澤妍可愛”此時正是紅柳盛開的季節(jié)，淡粉紅色的花叢含青吐綠，散紫翻紅。

近代臺灣著名愛國詩人連橫有一首《紅柳詞》，序曰：“關外有紅柳，傳謂之檉。柔條萬縷，如泣如訴，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其物其情，寫得真切動人。

駱駝刺又名駱駝草，是一簇簇低矮的灌木，似乎顯得平凡一點，它是戈壁灘和沙漠中駱駝賴以生存的食物，同車的導游說，從駱駝草的顏色可以判斷其生長的年份，綠色是今年的，黃色是去年的，黑色是前年，每年會從根部返青。

駱駝草的根系十分發(fā)達，是地表上莖葉半球的兩倍甚至三倍。鎖陽城總面積達一萬五千公頃，為了維護地表生長的這些脆弱生命，景區(qū)已經鋪設了木格步道，加了圍欄——一枝一葉，在生命禁區(qū)的戈壁中都是奢侈的。

小車將我們帶到一處城墻觀景臺，升高延佇，云卷長空，日沐晴沙，滿眼的灌木垅丘之中，頹垣斷壁高低起伏，古殿荒臺觸目可及，層宇落構，遺制巋然。鎖陽城分為內外兩城，內城有糧倉、井臺、將所、行政區(qū)等；外城圍護，夯土的城墻邊仍可見幾處外突的“馬面”，據(jù)說這是一種戰(zhàn)術防御工事，一眼望去，萬劫塵情，寂靜凄悒。

路邊沙地上可零星見一兩枝高約二十厘米、暗紅色的舌狀肉莖植株，怎么看也不像植物，這卻是鎖陽，一種可入藥的本草。據(jù)說鎖陽淀粉含量豐富，可供食用，有補陰、利便、益精血的功效。元人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鎖陽》的描述充滿荒誕的色彩：

韃靼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久之，發(fā)起如筍，上豐下儉，鱗甲櫛比，筋脈連絡，其形絕類男陰，名曰鎖陽，即肉從容之類?；蛑^里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陰氣，勃然怒長。士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曬干，以充藥貨，功力百倍于從容也。

民間傳說鎖陽城本名苦峪城，唐初薛仁貴西征至此，受困城中，糧餉盡絕，危難之秋，土人獻上鎖陽，狀如紅蘿卜，甘美可食，且遍布城周，兵卒得此充饑，士氣重振，終乃克捷，從此改名鎖陽城。傳說歷來多有系風捕影之談，《舊唐書·薛仁貴傳》載，開耀元年，高宗召見薛仁貴，謂曰：“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xiāng)邑，不為朕指揮耶？”于是起復為瓜州長史，這是薛仁貴與鎖陽城僅有的歷史淵源。

鎖陽城主要有兩個觀景點，在城墻上眺望全城后，一路往東北約一公里，是傳說中的塔爾寺。今天隨車的導游是個年輕的小伙子，吐屬爽利，極具個性，他日日守著古城，對歷史研究頗有興趣，且有自己獨到的心得。談到塔爾寺遺址，他說這里古稱開元寺，玄奘西行取經，在此地曾駐足月余，開壇講經。

這種說法也遍見于各種游記，更說《大唐西域記》中有相關記載。筆者在撰寫這篇考察筆記的幾天內，細加考索，才明白這實在是一廂情愿的夸張之談，流布既廣，宜當辨清。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始于玄奘離開高昌，全書內容涉及中亞、西亞、南亞地區(qū)的許多古國，但絕無有關河西走廊的記載。所謂玄奘經過瓜州的行程，始見于唐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該卷標題為“起載誕于緱氏，終西屆于高昌”，文中說到玄奘西行首途經過：

（法師）乃誓游西方以問所惑，……于是結侶陳表，有曌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瓡r有秦州僧孝達，在京學《涅槃經》，功畢還鄉(xiāng)，遂與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蘭州伴，又隨去至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又隨去至彼，停月余日。道俗請開《涅槃》《攝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為開發(fā)。涼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左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時開講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寶，稽顙贊嘆。歸還，各向其君長稱嘆法師之美，云欲西來求法于婆羅門國，以是西域諸城，無不預發(fā)歡心，嚴灑而待。

散會之日，珍施豐厚，金銀之錢，口馬無數(shù)。法師受一半燃燈，余外并施諸寺。時國政尚新，疆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既奉嚴敕，防禁特切。有人報亮云：“有僧從長安來，欲向西國，不知何意?！绷翍?，追法師問來由。法師報云：“欲西求法?！绷谅勚?，逼還京。彼有惠威法師，河西之領袖，神悟聰哲，既重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惠琳，二曰道整，竊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法師至甚歡，供事殷厚。

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蘆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無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伊吾國境?！甭勚顟|。所乘之馬又死，不知計出，沉默經月余。未發(fā)之間，涼州訪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敝堇衾畈?，崇信之士，心疑法師，遂密將牒呈，云：“師不是此耶？”法師遲疑未報。昌曰：“師須實語必是，弟子為圖之。”

法師乃具實而答。昌聞深贊希有，曰：“師實能爾者，為師毀卻文書！”即于前裂壞之，仍云：“師須早去。”自是益增憂惘。所從二小僧，道整先向燉煌，唯惠琳在，知其不堪遠涉，亦放還。遂貿易得馬一匹，但苦無人相引，即于所停寺彌勒像前啟請，愿得一人相引渡關。其夜寺有胡僧達摩，夢法師坐一蓮華向西而去。達摩私怪，旦而來白，法師心喜，為得行之征，然語達摩云：夢為虛妄，何足涉言?！备氲缊龆Y請，俄有一胡人來入禮佛，逐法師行二三匝，問其姓名，云姓石，字槃陀。

此胡即請受戒，乃為授五戒，胡甚喜辭還，少時赍餅果更來。法師見其明健，貌又恭肅，遂告行意，胡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狈◣煷笙玻烁Q衣資，為買馬而期焉。

玄奘西行取經，在長安“結侶陳表，有曌（詔）不許”，私行至涼州（今武威市）后，曾“停月余日”，為道俗講經。當時“國政尚新，疆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所以涼州都督李大亮逼其還京，法師決意孤行，但是“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所以玄奘即便曾途徑鎖陽城，也絕不可能公開講經。而玄奘在瓜州授戒的胡人“石槃陀”，被研究者認為《西游記》中孫悟空的原型，卻不無道理。

若云塔爾寺見于史籍，則可能是關于佛祖真身舍利塔的記載，《阿育王傳》載：

佛寂百年后，有阿育王出世，取前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塔。尊者耶舍，舒指光八萬四千道，令羽飛鬼，各隨一光盡處，安立一塔。

于一日中，遍贍部州，震旦國者，一十九所。

佛祖真身舍利中國十九塔的分布，見于《法苑珠林 》卷三十八的記載，其六曰“周瓜州城東古塔”，這里的周指北周，則東古塔或即遺址所在之地，不無可能。大塔位于塔爾寺遺址北側，總高十多米，由土坯砌成，白灰抹面，塔身上部為覆缽式結構，整個建筑群呈中軸對稱格局。

繞著大塔一圈，北側尚殘存小塔十余座，對看慣了各地富麗堂皇的寺廟塔院的游人來說，面對這一區(qū)風蝕雪蠹的塔林，更多感悟的是目擊滄桑、蕩氣回腸的光陰之慨吧。

關于現(xiàn)存殘塔的時代考證，或說唐代，或說西夏，或說明代，種種不一，留待當?shù)貙W者進一步研究吧（參見楊富學《瓜州塔考辨》，《敦煌研究》2017年第2期）。經過這一番考察，我的直覺印象是，漢魏以來瓜州、沙州的轄區(qū)變更、同名異地、治所遷徙等因素造成了后世敘述的混淆。缺少了精確的定位參照，使得戈壁中的這一處處古遺址失去了在歷史中的還原定位，群說紛起的根本原因，不外乎此——而這，卻是一個不容易解開的癥結。

午后一點結束參觀，此地沒有餐飲店，只能在停車場以干糧作午餐，然后出發(fā)去榆林窟。榆林窟在敦煌市東一百多公里，兩小時后，汽車開到一處山谷內，正是榆林窟的入口。

一行下車后，等了半個多小時，因為說前方正好有一個大游團，為了錯峰，讓我們在門口稍作停留。

在灰蒙蒙的戈壁上遠眺榆林窟的話，恐怕是一無所見的，因為石窟深藏在河道沖刷下陷的深谷中.垂目遠觀，一抹蔥蘢的綠色刷在河谷中，濁黃的河水跌宕激越，奔騰翻卷，搖撼著兩岸的崖石。榆林窟通常只開放五六個窟，即我們今天參觀的5、11、12、17、19、26號窟。

在文管系統(tǒng)中，榆林窟應是隸屬于莫高窟的下屬單位，因此導游的著裝與莫高窟完全一致。今天帶我們參觀的女導游四十多歲的樣子，瘦瘦身材戴著一副眼鏡，像一個鄉(xiāng)村女教師，還頗有個性，說是今天已經接待了三個團，非常疲勞，說話有點上氣不接下氣，對我們的提問，還略有點小脾氣，想來也真是辛苦了。她的講解常從佛教信仰入手，不時夾雜一點宣教的口吻，我們權當入鄉(xiāng)隨俗吧。

第5窟內一身長十一米的佛祖涅槃像，據(jù)說時代待考，屬唐或西夏尚有爭議?？唔斢幸桓致哪举|頂柱，卻有彩繪，想必是晚近時代補繪的。

第11窟是清代嘉慶年間所開，又稱龍王洞，窟中匾額書“澤流汪濊”四字，出自樂府詩集《食舉歌》“天覆地載，澤流汪濊”，是恩德深廣的意思，落款為嘉慶二十四年六月?？咧械氖肆_漢像，則是從3號窟移來。第12窟是五代瓜州慕容氏家族的功德窟，壁上所繪出行圖已頗斑駁。

第17窟開鑿于盛唐時期，值得一提的是甬道南壁有三行刻畫題記清晰可見，曰：“大清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廿一日，湖南湘陰縣蔣資生與英國總理教育大臣司代諾當幕，游歷到此?！?/p>

這一天就是1907年7月1日，“司代諾”就是后來通譯作斯坦因的英國探險家，這一年斯坦因以這種浮夸的虛銜，在敦煌暢行無阻，并從王道士手中賺取了24箱一萬余卷敦煌經卷。為他翻譯溝通、出謀劃策、鞍前馬后協(xié)助的這位蔣資生，俗稱蔣師爺，他助紂為虐、騙賣國寶的行為，是傳統(tǒng)文人的恥辱。

第19窟是五代時期的代表洞窟，本窟是歸義軍節(jié)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甬道內南北兩壁所畫的供養(yǎng)人像有一人許高，頗為壯觀，細觀其線條，勾勒揮寫十分自然，并不追求刻意的精工完美。

由此想到張大千所臨摹的敦煌壁畫，線條精微細膩，像是精心調味的珍饌，反而少了一種自然的生氣，所以其實張大千對敦煌壁畫的臨摹，看來也并非全為藝術上的借鑒，很大程度是出于文物保護和資料保存目的而作的吧。

第26窟現(xiàn)存者為北宋初年的壁畫，然從主室前甬道頂端的局部殘余看，內層壁畫乃是唐代的殘留，現(xiàn)存表層的壁畫是宋代所作。

五點結束參觀，發(fā)車往高臺，中途在服務區(qū)休息時簡單晚餐。一路向東，茫茫征途，從白晝穿入黑夜，直至零點才抵達高臺入宿。

美編：陳泱含

未完待續(xù)

（備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平臺立場。文中部分圖片由作者提供，部分來源網絡）

作者

俞豐

1972年生，上海市人?，F(xiàn)任職于上海視覺藝術學院，兼任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書法專業(yè)碩士研究生《金石學·經典碑帖導讀》課程特聘教師?，F(xiàn)為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上海市書法家協(xié)會理事、金石碑帖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上海文史館工美社特聘研究員，中國楹聯(lián)學會會員，上海詩詞學會會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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