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抗戰(zhàn)時期三戶圖書印刷社創(chuàng)辦時地考

來源：2019年第1期“出版史話”

作者：王京強

單位：成都師范學院科技處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基督教中國化視閾下《田家半月報》研究（1934—1957）”（編號15CZJ011）

DOI:10.19619/j.issn.1007-1938.2019.01.017

摘要：三戶圖書印刷社是抗戰(zhàn)時期的出版機構，為抗戰(zhàn)動員和救國宣傳做出了特殊的貢獻。記載三戶圖書印刷社的文獻對其創(chuàng)辦時間和地點存有大相徑庭的觀點。文章通過回歸親歷者的文字，考察三戶圖書印刷社創(chuàng)辦的經過及其歷程，明晰其創(chuàng)辦時間和地點，剖析釋疑以澄清歷史事實，對于我國出版文化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關鍵詞：抗戰(zhàn)時期；三戶圖書印刷社；創(chuàng)辦時地；馮玉祥

抗戰(zhàn)時期的文化以抗日救國為主題，許多文化活動和文化成果轉向以“抗戰(zhàn)”為中心。在出版界，一些出版機構應抗戰(zhàn)而生、為抗戰(zhàn)而存，三戶圖書印刷社屬于其中一個典型。三戶圖書印刷社又名“三戶圖書社”，簡稱“三戶社”或“三戶書社”，還曾用“三戶印刷所”和“三戶印刷局”之名，在愛國名將馮玉祥倡議和資助下創(chuàng)辦，專注于抗戰(zhàn)書刊的出版印刷。

三戶圖書印刷社對于抗戰(zhàn)救國和文化發(fā)展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然而，截至目前，學術界鮮有關于三戶圖書印刷社的專題研究，相關辭典、文史資料和研究論著等對于三戶圖書印刷社的創(chuàng)辦時間和地點表述不一，尚存爭議。筆者在梳理現(xiàn)有文獻的基礎上，重點著眼于親歷者的文字，考證三戶圖書印刷社的創(chuàng)辦時間和地點。

一、相關文獻記載

在記載三戶圖書印刷社的相關文獻中，按照創(chuàng)辦地點歸類，大致包括以下三種觀點：

其一，創(chuàng)建于武漢。如《武漢市志22?文化志》將“三戶書社”視為武漢出版文化的一部分，“又名三戶圖書印刷社，1938年2月建立”[1]?！段錆h文史資料》中有文敘述：1938年3月初，馮玉祥籌措資金，在漢口創(chuàng)建三戶圖書印刷社[2]?！吨袊?a href='/kangrizhanzheng/' target=_blank>抗日戰(zhàn)爭時期大后方出版史》相關記錄是：“愛國將軍馮玉祥為宣傳抗戰(zhàn)，1938年2月在武漢創(chuàng)辦印刷廠和書店，定名為‘三戶圖書印刷社’……1938年10月武漢淪陷時停業(yè)。后遷桂林?！盵3]

其二，始創(chuàng)于上海。如倪墨炎在《現(xiàn)代文壇散記》中寫道：“1937年初，馮玉祥在上海創(chuàng)辦三戶圖書社，出版《馮氏叢書》，計有《現(xiàn)代政治斗爭原理筆記》《馮在南京第一年》《馮在南京第二年》等十余種。這些書都是在上海印刷出版?！缎?a href='/wenxue/' target=_blank>文學史料》上有文章說三戶圖書社創(chuàng)辦于武漢，顯然是不正確的。1938年間，三戶圖書社在武漢短暫逗留過一段時期，這倒是事實?！盵4]《中國圖書發(fā)行史》有類似觀點，“三戶圖書社是1937年由愛國名將馮玉祥在上海創(chuàng)辦。上海淪陷，遷武漢，又遷桂林，與生活書店合作經營?！盵5]

其三，創(chuàng)辦于桂林。如《中國抗日戰(zhàn)爭大辭典》的“三戶圖書社”詞條顯示：“1938年4月創(chuàng)辦于桂林，由生活書店與馮玉祥合作經營。”[6]《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所載與此一致。[7]《嶺南文化百科全書》記述“三戶圖書社”的“社址原在桂林市中山南路186號，1943年遷中山北路107號。1938年4月4日創(chuàng)辦，由生活書店桂林分店和馮玉祥將軍合作經營?！盵8]《民國出版標記大觀》也認定“三戶圖書社”是1938年4月創(chuàng)辦于桂林[9]。

這三種觀點究竟孰是孰非？有必要回歸到親歷者的文字之中，如馮玉祥、馮玉祥機要秘書王倬如、馮玉祥隨從副官和參謀長馮紀法、現(xiàn)代畫家趙望云、著名作家老舍和吳組緗等人的原始文獻資料，同時結合歷史環(huán)境，以期探求真相，澄清事實。

二、三戶圖書印刷社的籌備與創(chuàng)立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南京告急。11月30日，時任第六戰(zhàn)區(qū)司令的馮玉祥自河南視察軍情、做戰(zhàn)地宣傳后抵達武漢。此時的武漢成為全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從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而來的文藝工作者紛紛匯集于此。[10]馮玉祥熱愛文藝事業(yè)，邀請老舍、吳組緗、王向晨（筆名“老向”）、何容、趙望云等文藝界名人同住武昌千家街福音堂，便于共同從事抗日宣傳工作。在他們齊心合力之下，兩大抗日宣傳輿論陣地產生，即《抗到底》半月刊（王向晨負責編輯，1938年元旦創(chuàng)刊）和《抗戰(zhàn)畫刊》十日刊（趙望云主編，1938年1月21日創(chuàng)刊）。

因戰(zhàn)爭導致社會經濟不振和物資匱乏，新生期刊面臨著印刷無保障的難題，馮玉祥決定籌辦印刷機構予以解決，在1938年1月26日，與王向晨商議購買印刷機器，“印刷機器事，價值不妨昂貴，然必須立即能應用，完好無缺”[11]356。三戶圖書印刷社的籌建工作由此啟動。

1月28日，王向晨、王德寬（王倬如原名）、李連城三人面見馮玉祥，告知印刷機器已購置妥當，并商討了印刷機構運行方式，馮玉祥建議由王向晨、老舍、何容、王德寬及其本人組成一個委員會，“余之一切則可由王德寬先生代達，至印刷事業(yè)，即著李連城負責，倘無力顧及時，可請胡應信先生為之臂助?！盵11]358印刷機構的管理模式、運行機制、人員配備和分工初步擬定。馮玉祥委派王德寬任經理兼管印刷機構的全部業(yè)務，李連城任副經理協(xié)助處理具體印刷事務。王德寬和李連城在漢口統(tǒng)一街276號至278號租到一幢臨街三層小樓作為印刷機構工作場地，購置了2臺對開平版印刷機、1臺元盤印刷機、全副各號鉛字、各號銅模和鑄字機及澆版機等設備。[12]17

2月2日，馮玉祥約見王向晨、老舍和何容，再次談論印刷機構的管理問題，三位作家均表示“愿著力于《抗到底》之編撰，印刷所可另選他人經理”[11]364，最后議定組織一個委員會，由諸人共同負責。此時，印刷機構的管理模式業(yè)已確定，但尚未命名，業(yè)內人士稱之印刷所或印刷局，其承擔《抗到底》和《抗戰(zhàn)畫刊》的印務隨即開展。

時隔一個月，馮玉祥與王向晨在3月5日商談了印刷機構掛牌成立事宜，并同意給予相應資助。[11]4023月6日，以“三戶”命名的印刷機構在漢口正式掛牌成立。馮玉祥當日參加全國基督教聯(lián)合大會，會未結束，便辭退到“三戶印刷局”參觀。[11]4033月25日以后，馮玉祥慣稱的“三戶印刷局”改稱“三戶社”，或直呼“三戶”，以“三戶圖書印刷社”之名發(fā)行的圖書在3月份面世。

“三戶”之名緣何而來？馮玉祥于1938年4月9日晚在漢口的三戶圖書印刷社雕刻了“三戶”圖章，次日與湖北省黨政軍機關要員提到“三戶”圖章，說明了其蘊涵的意思：“‘三戶社’固然與此大體相同，其真意非如是也，即從前戰(zhàn)國時，秦國數(shù)次攻楚不下，后有人曰‘楚余三戶，終而滅秦者亦必楚’。后果秦國為漢高祖楚霸王所滅，我刻此‘三戶’之意思，即是日本欺我，中國雖余三戶，而日本亦終（被）我中國所滅也?！盵11]438據(jù)馮玉祥的隨從副官和參謀長馮紀法回憶，印刷機構起“三戶”之名更為直接的原因是馮玉祥讀到宋朝詩人陸游的《金錯刀行》，其中“楚雖三戶能亡秦，豈有堂堂中國空無人”一語使其感情上產生共鳴。[13]由此看來，馮玉祥借用典故命名三戶圖書印刷社，旨在表達抗戰(zhàn)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心。

三、三戶圖書印刷社的經營歷程

三戶圖書印刷社集中印刷和銷售抗日進步書刊，嚴格遵照馮玉祥的原則性指示：“要以印刷和銷售我們自己的宣傳抗日的書刊為主，有余力可以印刷和銷售其他單位、團體的進步書刊，但決不印刷、銷售反動的和漢奸的東西?！盵12]17

在業(yè)務方面，三戶圖書印刷社起初單有印刷業(yè)務，具體發(fā)行交由華中圖書公司負責。[14]隨著業(yè)務不斷發(fā)展，三戶圖書印刷社增添發(fā)行部，機構內職責進一步細化，形成印刷和發(fā)行兩部。印刷部專稱“三戶圖書印刷社”，由李連城具體負責；發(fā)行部特指“三戶圖書社”，分設三戶書店，由胡應信負責經營。三戶圖書印刷社雖設置兩部采用雙名，但管理統(tǒng)一，分工有序，通過社址空間分布可窺其一斑：三層樓房布局井然，一樓臨街部分辟為書店，后部是印刷車間；二樓臨街部分為辦公室，后部是排字車間；三樓可容納3～4個值班工人住宿。[12]17

在漢口經營近半年，三戶圖書印刷社的職工人數(shù)達60余人，與當時其他印刷機構相比規(guī)模不大，但工作效率較高，主要印刷《抗到底》和《抗戰(zhàn)畫刊》兩份報刊，另承接各種宣傳抗日的小冊子，如《抗日三字經》《保衛(wèi)武漢》等，還印行了馮玉祥所著的《我的生活》《馮在南京第一年》《民眾救國問答》《不忘國仇問答》《抗戰(zhàn)詩歌集》《詩歌近作集》《日本對在華外人的暴行》《倭寇內部的危機》《我們一定勝利》《抗日的偉大民眾》《抗日游擊戰(zhàn)術問答》等。

1938年7月，武漢形勢日漸危急，馮玉祥決定將三戶圖書印刷社遷往桂林，派王德寬常駐桂林與廣西當局保持聯(lián)系，并給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寫了介紹信，請其在各方面給予方便。7月15日，王德寬向馮玉祥匯報了三戶圖書印刷社的搬遷準備情況，隨后與李連城一起帶領全體職工及家屬共計100余人，搭乘火車至長沙，沿途遭遇兩次日機空襲，在長沙改乘大木船沿湘江去衡陽，再換乘平底船經零陵、全州，8月底到達桂林。[12]18

1938年9月，三戶圖書印刷社在桂林市中心中山路開業(yè)，恢復了印刷出版業(yè)務。印刷社秉持以往一貫的原則，繼續(xù)印刷銷售抗日和進步書刊，除了馮玉祥的書籍，還有艾青、田間、臧克家等作家的詩歌，另承印《救亡日報》和《新華日報》（桂林版），總經銷《廣西婦女》《立信會計月報》《文藝雜志》《文學創(chuàng)作》《現(xiàn)代英語》《翻譯雜志》《圖書印刷月報》7種報刊。

因戰(zhàn)爭影響，桂林物價飛漲，加之職工應征兵役或返鄉(xiāng)數(shù)人[12]705，三戶圖書印刷社的業(yè)務一度受挫。1939年底，馮玉祥與沈鈞儒商定三戶圖書印刷社與生活書店合作，三戶圖書印刷社以機器設備作為投資，生活書店投入資金和管理人員，并與生活書店負責人徐伯昕簽訂了合作協(xié)議書。[12]181940年合作運營后，三戶圖書印刷社按照發(fā)行和印刷的業(yè)務分類，單獨管理運行，承擔發(fā)行業(yè)務的“三戶圖書社”在合作初期，王德寬和生活書店趙德林共同主持業(yè)務，社址設于桂林中北路186號；承擔印刷業(yè)務的“三戶印刷社”，由生活書店汪允安負責，社址在桂林觀音山，后更名為“三戶印刷廠”，遷址至七星巖附近。

1941年2月12日，生活書店桂林分店被廣西省政府查封。停業(yè)后，全部業(yè)務移交給三戶圖書社接辦經營，大部分職員轉入三戶圖書社工作，從西北調來賀尚華任三戶圖書社經理。[15]254-255

1944年秋，在日軍攻占桂林前，三戶圖書社派楊文屏和劉容光等攜帶大批圖書撤退至重慶，設立建興書局進行推銷。[15]255桂林淪陷后，三戶圖書社其他業(yè)務遭受覆滅。此后，以三戶圖書社名義發(fā)行的圖書在重慶印刷出版，持續(xù)至1946年1月還零星可見。

四、結語

通過相關親歷者的文字史料印證，三戶圖書印刷社創(chuàng)辦時間和地點基本上可以明晰，分別于1938年3月至7月在武漢、1938年9月至1944年秋在桂林、1944年秋至1946年1月在重慶。

回顧前述三種爭議觀點，“創(chuàng)建于武漢”的觀點，在初創(chuàng)地點上確實無疑，只是時間上不盡一致，存有1938年2月和3月之別。若從有實無名的印刷所運行來看，在1938年2月，其印刷業(yè)務即已開展，可以作為三戶圖書印刷社試運營機構成立時間；若以名副其實的三戶圖書印刷社為準，其成立時間應在1938年3月初，即3月6日。

“始創(chuàng)于上?！钡挠^點認定三戶圖書印刷社由馮玉祥于1937年初在上海創(chuàng)辦，依據(jù)是數(shù)部“馮氏叢書”在1937年出版，如《馮在南京第一年》（1937年5月三戶圖書社內部鉛印）、《現(xiàn)代政治斗爭原理筆記》（1937年5月三戶社印行）、《馮在南京第二年》（1937年三戶圖書社內部鉛?。源送茢嗨坪鹾侠?。但是，《馮玉祥日記》記錄的1937年大事，僅有組織編印“在南京一年”“在南京二年”的信息，未提及馮玉祥在上海參與或支持的活動，更無三戶圖書印刷社的有關文字。其他相關史料亦無據(jù)可查。由此，可以確定此時三戶圖書印刷社尚不存在，“馮氏叢書”是交給其他出版機構印刷出版，其所呈現(xiàn)的“1937年三戶圖書社內部鉛印或印行”應當屬于三戶圖書印刷社創(chuàng)建之后再版，保留了初版時間。

“創(chuàng)辦于桂林”的觀點認為三戶圖書印刷社是1938年4月在桂林創(chuàng)辦，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因為三戶圖書印刷社于1938年8月底才從武漢遷移至桂林，9月開業(yè)運營。另外，三戶圖書印刷社在桂林與生活書店合作經營是在1940年年初，并非在桂林開辦即與生活書店合作。

三戶圖書印刷社是抗戰(zhàn)時期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出版機構，無論是憑借馮玉祥的威望而揚名于出版界，還是依賴自身的出版文化活動所取得的不凡成就，均對抗戰(zhàn)救國的文化宣傳做出了獨特貢獻。我們今人將三戶圖書印刷社作為一個客觀的歷史存在進行認知，須以確?；練v史信息無誤為前提。經由考據(jù)，整合相關歷史碎片，盡可能呈現(xiàn)三戶圖書印刷社的歷史真實，這既是出版文化史的內在學理要求，也是挖掘三戶圖書印刷社的出版文化價值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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